第六点就是“毁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政府签署了许多国际条约。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第三章《日本的权利与义务》就是以日本政府之前签订的这些国际条约开始的。
其中，包括保护华夏的领土和行政独立的《一九二二年华盛顿九国公约》，禁止生产、运输和使用鸦片及类似毒品的《一九三一年鸦片公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一九二八年巴黎条约》，战争状态下有关人道行为的《一九二九年日内瓦红十字公约》、《一九二九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等等。
特别是日军关东军在华夏东北地区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组织的李顿调查团对日本军队的侵略扩张行为予以了强烈的谴责，这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十分的恼怒。
一九三三年日本政府便退出了国联，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日本政府废除华盛顿条约，随后，日本政府几乎退出了所有约束日本侵略和施暴的国际条约。
第七点就是“结盟”，日本政府为了发动战争，主动和法西斯德意志和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日本政府的枢密院先后批准了“德日防共协定”和“德意日防共协定”。
一九四零年则是缔结了三国同盟，三国同盟缔结之后不久，日本政府便以武力入侵了东南亚及南洋，而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甲级战犯松岗洋右则是明确的指出，同盟国的主要目标是美丽国。
这也说明，从早期日本军国主义激进分子的滋事到后期日本政府与其它国家的宣战，无不与阴谋相关。
以日军关东军在华夏东北地区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为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的《判决书》中，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两处详尽叙述了日本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伙同石原莞尔等人阴谋策划并实施的全过程。
再以日本政府向美丽国宣战为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的《判决书》中的第七章明确指出，日本政府一面和美丽国进行和平谈判，一面积极的扩军备战，并确定了和美丽国开战的日期。
最后，日本军队利用东西半球的时差以及一点延迟，当日本大使到达美丽国国务院的时候，日本海军却已经在四十五分钟之前便突袭了美丽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这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的总体行文平实，以事实为主的《判决书》，在这里也不得不用“寡廉鲜耻”来形容日本政府的行为非常卑鄙。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的《判决书》中的第八章，这一整章都是揭露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暴行”，这一章共有一百七十一页之多。
光是列举这一章中的小标题就可见日军手段之残酷，人性之灭绝，如“杀害被俘飞行员”、“屠杀”、“死亡行军”、“拷问及其他非人道的待遇”、“解剖活人和吃人肉”、“对运输俘虏船的攻击”、“对于俘虏及被拘平民的非法役使、饥饿和虐待”、“侮辱俘虏”等等。
其中，《判决书》中第八章中有九页的篇幅，对日军在华夏金陵的大屠杀做了专门阐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大量的人证和物证基础上明确指出：“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金陵后的最初六个星期时间内，金陵城及其附近地区被日军屠杀的华夏平民和俘虏，预估总数至少达二十万人以上。”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中明确的说明，控制学校和教育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在日本国内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和入侵华夏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日军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所有学校就开始以华夏的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想要有安定的经济秩序和稳定的建设便有赖于统治满洲，来教导日本国内的学生。
一九三七年之后，日本的教育就以促成国民的好战精神为目标，在日本学校的课程中，不但在平时纯军事训练的课程时间内，就连在普通课程中的教育中，也向日本国内的学生灌输‘皇道’精神和极端国家主义。
学校教导日本国内的学生们，日本是强国，所以日本必须向世界显示自己的特殊性，无论是在大学或一般学校，通过军事训练和学校教学两方面来鼓吹灌输日本的军国主义，以求将日本至上的思想贯彻到全体国民中，把战争说是成光荣而且是富有成效的，是日本前途必须需要的过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中，也明确的说明了日本政府错误的历史观和种族优越论等，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残暴的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
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日本民族的优秀素质，说日本民族的使命是终止白种人的暴政和压迫，主张华夏的满洲地区必须脱离华夏政府转而由日本来统治。
以结束白种人对亚洲的统治为口号，驱逐白种人而“解放”亚洲各民族，建立由日本支配的“大东亚共荣圈”。
为使亚洲其他民族感觉到日本民族的优越性，日本军队对盟军俘虏采取了虐待，侮辱和公开羞辱的方针，并且，日军在占领土地和结束战斗以后，就任意进行屠杀，当作使平民感觉恐怖并使其服从日本统治的一种手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中也很明确的告诉所有人，日本军官主义者当年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充满了欺骗和谎言，大搞阴谋的一群人。
日本的领导人把日本军队侵略性的军事冒险，经常努力说成是为了防卫，以便将日军的入侵其合法化，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所谓‘国防’就是用武力侵略亚洲大陆的意思。
日本政府的总理大臣近卫文麿曾经为了掩盖日本政府对邻国的侵略野心谎称，日本政府对华夏没有领土的野心。声称日本政府所求的只是合作与互助，以便华夏对东亚的文化与繁荣有所贡献，也就是他提倡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