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几次里里外外的改革和征伐，李倓更加知道了安静日子的可贵，他最终发现之前自己非得把倭国灭了，非常有可能是自己从前世带过来的情绪。
在前世，你要是问一个华夏儿女自己最痛恨的国家是哪一个，那肯定绝大部分人说出来的都会是倭国，所以李倓才要在这个时代给华夏找回一个公道的，而这个公道找回来了之后，李倓觉得自己压根就没有什么心思再去其他的地方征伐。
他觉得大唐的百姓们的确是应该过上一些个安稳的日子了，自己也应该过上一些个安稳的日子了。
在他完全拿下了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在百姓中还是时不常的就能听到一点刘晏的新政，其中比较知名的一个，就是李倓之前稍微给刘晏透漏了一点的两税法。
其实这两税法本来就是大唐的一个政策，在李倓看来，这个政策那的确是个好政策，但是前世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大唐已经快要到了不行的时候了，算是个生不逢时的政策，虽说也让大唐短暂的变好了那么几天，但是最终还是治标不治本。
其实之前李倓就已经提出来了一些个跟这个有关的政策，算是为这真正的两税法的实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从大唐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税收政策就一直存在这一些问题的。
一开始大唐是沿用了北魏的租调制，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但是这个有年龄限制，五十岁才可以纳绢代役，不到五十岁的话，该服徭役你还得去。唐朝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谷物叫租，绢和布叫调，服徭役的期限内如果想不去服役的，用纳绢或布代役叫庸。
唐朝的庸不再有五十岁的年龄限制，甭管多大的人，只要不想去服徭役，都可以纳绢代役。本来，在农忙季节如果大规模征发徭役，就没有人种地，会误了农时，现在不愿意去的人可以纳绢代役，留着劳动力去种地，多有好处。
租庸调有一个前提，我给你交租、交庸、交调，前提条件是你给我土地。
你不给我地我拿什么交租子，布帛是地里种出来的，得种麻才能纺麻布，种桑树才能有绢子。但是中国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归地主所有，那么国家要给百姓分配土地，这个待分配的土地是从哪来的，显然不能把地主的地给没收了再去分。
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新开垦的，再一个就是大规模的战乱之后，人口大量死亡所形成的无主荒地。不过，随着国家承平日久，人口增加，无主的荒地几乎没有了，新开的地也够戗，能开的差不多都开完了，那要去哪里拿土地分给百姓呢?
这时候朝堂上就有了新的应对措施，它规定，每个成年男子二十亩永业田，八十亩口分田。二十亩永业田可传之子孙，八十亩口分田，死后得归还给国家，然后国家好拿去再分配。拿口分田去再分配，想得是挺好的，问题是到了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
土地本是私有的，这些大地主大官僚们占有大量土地之后，还开始兼并农民的土地，没等农民死，他这一百亩地就没了，被兼并了。这一被兼并，国家就找不着口分田再往下分了，新出生的人就没地了。
没地了，我的租庸调就交不了了，农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后，政府的租庸调就收不上来，国家就没钱了。整个连锁反应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提升朝堂的收入，刘晏提出来了这两税法。
这两税法说白了就是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然后一年分夏秋两次，两税指的就是户税跟地税。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年收两回，夏天一回，秋天一回，一年分夏秋两次征税。
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
原来的租庸调制，它的收税标准是以人丁计算，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每年为国家交一百五十斤粮食，两丈四尺绢布。有你这个人，就有国家的一百五十斤粮和两丈四尺绢布。意思就是，哪怕当年国家分给你的地已经被兼并了，地都没了，但是只要你人在，照样得交。那你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逃亡。
那么被兼并的地到哪里去了？到我这了，因为我勤劳致富。
我们家八个儿子，你们家就两个丫头，所以你们干活干不过我们家，最后我们家发了财了，把你家地兼并过来了。但我怎么交税?我还是按照我的人头走，就算我现在有四千多亩地，我还是按照两丈四尺绢布，一百五十斤粮这么交，因为我就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我交的和你一样。
所以那时候是按人丁为主，而现在则按照土地财产为主，你有地的你多交，你没地的就少交，甚至不交。没有土地的商人，交总资产的三十分之一。
这样一来就表明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原来租庸调制、两税法不允许人口流动，你这一百亩地在河东道，你人跑河南道去，我跟谁要税去，你的地在哪，人必须在哪，地在人在。
实行了两税法之后这就无所谓了，你爱上哪上哪，因为谁占了这一百亩地，我就跟谁要税，你可以随便流动。
如此一来，你在这没有地，可以上有荒地的地方开发，在一个地方的地被兼并了，你可以去任何其他地方，这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生产发展是有利的，两税法实行的好处就体现在这里。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刘晏才敢于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