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高三纪事
___青春年华（下）
（1959.8-1960.7.）
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的倾向，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会后，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的倾向斗争。在各级党组织中，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
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反右的倾向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在精神上、工作上受影响，不能正常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对我们党是非常大的损伤，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个重大损失。
——曾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摘录
第五十八章 高三年级纪事〔上〕
――难忘当年好师友
（217）三年高中走过场
有诗叹曰：
三年高中走过场，大搞运动课无上；
师生尽力拼老命，临阵磨枪实无方。
校长督战搏命冲 如果要说，我在高中阶段有时间真正地读了点书的话，也只是在第一学期和最后的一个学期罢了。而就在其他几个学期的时间里，大部分都是在大搞运动，或在劳动当中，就这样地白白地走过了场。简直就有点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般。三年的时间总共算计起来的话，真正是读书的时间，恐怕都还没有一半。正如，朱汝熙同学在高中入学五十周年聚会纪念册《同窗三载情百年》一书当中，回忆当年情景的诗歌里所描写的一样：
“五七入学逢反右，上课常受运动冲；
五八高二太跃进，大田烧炭炼铁用。
五九高三筑水库，汗水洒在虎头中；
六0功课狠抓紧，多数完了大学梦。”
这两首诗歌，高度地概括了我们这届同学，在高中三年以来，所经历过的学习和生活方面的简单历程。说句实在话，这种经历，随后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当中，在当年大多数的学生也都是如此。
特别是，泽东同志在文化革命时期，所提倡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口号声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在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他们在文化科学知识的水平，其实还不如一个现在的中学生。尤其是，当年选送上大学的一些工农兵学员就更是如此。当然，现在社会上，那些“假文凭”成灾的现象，就则当别论了。
当时，我们刚刚进入了高三年级以后，为了加强对毕业班的教学工作，于是，学校领导便对于我们高三年级的老师，又重新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调整：
我们原来的班主任梁庆章老师，换由上语文的黄德硕老师兼任；上代数和立几的是数学科组长张事成老师；上化学课的是老教头黄秀棠老师；上物理课的是黄代征老师接任；上政治课的是年轻的学校团干朱汝桓老师负责。只有俄语这一科，还是由从高一年级就跟班上来的陈肯涛老师继续担任了。
你可要知道，从当时老师的配备上来看，学校领导是想要在最后的一年时间里，利用长期担任毕业班且经验丰富的那些“老教头”，再次进行大显身手。让全年级师生，再进行一次空前的大拼搏，力争1960年博中的高考，又像跃进年代一样，大放“卫星”。以此来证明，校长的领导才华，不单搞运动是内行，就是搞教学也不差。
我还清楚地记得，到了高三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便是大量地增加学生的学习时间。几乎把我们像“机器人”一样对待。从早上六点钟起床，一直学习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方才熄灯就寝。
按照当时校长的思维方法，就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嘛。他总是认为，在前两年的学习时间少了些，现在采取争分夺秒地补回来，还不是一样吗？
在那个时候，每天刚刚吃完了晚饭以后，又得要马上进行分科举行课外辅导了。就是要求各个学科的老师，在教室外面的树荫底下，拿一块小黑板由老师进行“摆当”。
此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实际，自由选择去听课。老师每次都只是讲解一两个问题。后来，同学们普遍都反映这样的辅导方法，效果还不错。
但在每天进行午休时间，早晚饭以后，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在教室内进行学习，学校再也不加以干预。全部都由学生见缝插针，灵活机动地掌握时间。如果有空的话，特别是，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便布置各科的老师，要对整个年级实行“上大课”。
顿时之间，我们的校长，就在整个高三年级当中，还一样在习惯地采用那些跃进年代的做法，经常像前线指挥作战的那些指挥官一样，进行发号施令。
并且，不辞劳苦地深入教室、科室的第一线，亲自进行“督战”、“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做好一切战斗的“动员”鼓动工作。还经常深入检查督促，暗中还亲自进行登记师生的出勤、缺勤的情况……
正是：
一二学年搞运动，经常停课去做工；
进入高三拼命赶，校长督战搏命冲。
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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