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妈，阿爹保重身体，不孝儿去了！”陈阿生一个头磕在地上，大滴的眼泪随之流了下来。
黑瘦的脸庞上沟壑纵横，看不出年龄的一个南方女人，倚着门低声饮泣。而在门内院子里站着的，是被生活压弯了腰杆的一家之主。
“......生！”，他的喉头也被哽住了，大张着嘴却没喊出儿子的名字，只发出来一句含混不清的咕哝声。他只能望着门外的后生，将满腔的父爱都收敛在没有任何表情的脸膛里了。在他膝下，还有一个半大小子，一个幼儿好奇的瞅着这一幕，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和父母在干什么。
陈阿生站起身，将身上的行李紧了紧，转头跟同伴道：“永林哥，走吧。”
陈永林笑着对陈阿生的母亲道：“干娘莫担心，我会照顾好阿生的。好多人都在缅甸发了财哩，等我和阿生发了财，回来孝敬你。”
倚门而立的女人用手背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微笑着道：“嗯，我不挂念的。阿生你也莫挂念。”
等陈阿生迈步要走开，女人在身后又说了一句道：“阿生，出门多行好事，莫与人斗气，千万莫要为非作歹。”
陈阿生没有回身，生怕自己一回头就动摇了决心似的，只是用力的一点头，跟着陈永林走了。
......
伴随着帝国南方因为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社会阵痛，此前地方官府难以推动的缅甸移民工作，终于在万历十二年出现了汹涌的大潮。像是陈阿生、陈永林一样的年轻人，在失业的困顿和饥饿中，不得不走上了异乡求生的旅途。
他们如同一滴滴水珠，在福州、桂州、宁波等数十个城市中流淌出来，汇成了滚滚人流。等操着各地口音的背井离乡人汇聚在各处港口的时候，已经变成令人瞠目结舌的人潮。
“阿生！阿生！”陈永林在人流中被挤得东摇西晃，拼命掂着脚寻找自己的亲戚。小个子的陈阿生在离他一丈远的地方答应了一声，才让陈永林放下心来。
“吃完粥往码头东边走哇！知道吗？阿生！阿生！”
“我知道！码头东面，仰光号！”在人声鼎沸的的码头上，被挤得满头大汗的陈阿生用力捏住自己手中的瓷碗，对未来的生活多了些信心。
广州海关给陈阿生第一个见面礼就是碗沿上镶着两道蓝线的白色瓷碗，比自家用的酱色海碗要好看的多。
这瓷碗是给每一个出海的人放粥用的，尽管拿着这空碗好像变成了乞丐一般，但插进筷子仍然不倒的白粥已经给这些年轻人以足够的希望——朝廷将负担他们在路上的饭食。
码头上的伙食比在家里吃的要差些，没有干粮，菜叶子咸菜汤也见不到油水。但每天三碗稠粥已经足以让他们健康的活着，并给予他们强烈的暗示，皇帝和官府都没有抛弃他们。
这种被人关注着的感觉很好。中国的老百姓们能够忍受一切苦难，只要用恰当的方式告诉他没有被上位者抛弃。反之，如果你彻底的让他们自生自灭的时候，中国人对神权、王权的敬畏感也将随之消失，他们的暴动将摧枯拉朽。
陈阿生排队领到粥之后，又跑到码头上一字排开的大锅那里喝了两碗咸菜汤。八月的广州是酷热的，必须摄入足够的盐分，而此时的朝廷，粮食和盐都不缺。
雷应志看着眼前的滚滚人流，不停地擦着满脸的油汗。任职海关关长已经三年多，他从未领到如此艰巨的任务：仅在最近的这个月，从广州港出海的人数已经达到六万七千八百九十三人。
整个广东的海商都被动员了，他们将承担着将这些人运输到海防港的任务。朝廷已经下发了最新的条令，拍卖朝鲜、日本、南洋的航道，而要想取得拍卖资格，必须拿到各地海关出具的承运贡献文书，没有文书的海商，家里就算是有金山也没资格进入拍卖场。
这当然不公平，但海商们也没办法。本次拍卖将按积分法，承运移民贡献占了一百分满分中的二十分。任何有志于海上贸易的海商不可能让自家得十九分——每差一分，都需要在拍卖时付出更多的真金白银。
这将是整个中国海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饕餮盛宴，能否得到百分之一的海运股份，将决定着这些海商家族世代的荣辱。实力不足的家族，要么被大海商吞并，要么转行：拿不到许可证就算海匪，将面临海军的无差别打击。
广州港已经驻扎了一艘新式军舰，凡是看过那炮舰的人都兴不起继续走私的念头。巨舰共有上下两排密密麻麻的舷窗，舷窗后面全是火炮，就算两千料的大海船遇到了，也只有被轰杀成碎木片的份儿。
海商们看见了那如同带鱼一般瘦长的船型和鳞次栉比的船帆之后，加速逃跑的念头也随之打消。这艘军舰不用出海，这些海商也知道它绝对具有远超过商船的速度。
走投无路的“海商”们只有按照皇帝给他们划下的道儿，将历年所积，沾着污血的金银财宝拿出来，购买“大明海贸总商社”的股份。有了股份，就有许可证——有了许可证，此时无论拿出来多少，将来都能挣回来。
政事堂对朱翊钧的“巧取豪夺”无语，因为这赤裸裸的抢钱手段经过皇帝的包装，竟然变得有些冠冕堂皇：规范化管理谁能说不对？打击走私谁能说不对？再说了，这些金银皇帝也没拿一文到内帑，都做了“大明中央银行”的储备金。
又有钱了！铸币厂和银票印刷厂同时开工，等待两京银行成立之后，立即向民间投放新式货币。王国光算了一下银票的成本——认为如果能够大规模流通，朝廷将永无钱荒之虑。
反对的声音当然会有，很多人认为朱翊钧抢钱上瘾，准备复制太祖发行宝钞的套路搜刮民财。朱翊钧命令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声称每发行一两银票，持有者都可以在银行换出等重量的白银。
这当然不可能——仅火耗钱就能把朝廷的财政掏空。但宝钞给大明群众的心理阴影太大了，开始的时候只能这么宣传，并控制银票发行量接受群众检验，直到大家养成使用纸币的习惯后才能超发。
朱翊钧学过金融，知道发行准备金六倍以内的纸币就算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此时的大明，别说六倍，就算超发一倍，一旦出现大规模挤兑，老百姓民变算是轻的，搞不好直接扯旗造反了。
经过长时间思考，朱翊钧决定下旨，向天下商民道歉并回收民间宝钞——这将是朱翊钧登基以来，第一份罪己诏。
罪己诏在封建王朝政治生活中算是一件极其重大的政治表态，将轻松化解朝廷面临的货币发行的难题。朝臣因此对朱翊钧的人品高山仰止——认为他作出了极大的牺牲。
其实，顶尖的政治家心里很清楚，皇帝这份罪己诏其实是对太祖、成祖和仁宗滥发宝钞的一次政治清算。
舆论也普遍认为，宝钞的事儿与朱翊钧无关，他其实是为太祖、成祖和仁宗背了黑锅，但后世子孙给祖宗擦屁股，也算是孝行和讲究人。
王国光曾经反对皇帝下罪己诏回收宝钞，他认为宣宗早已废除了宝钞流通，朝廷不必背负两百年前的政治负担。再说，百年来朝廷除了给王爷们发禄米和赏赐，早就不再使用这玩意——现在的宝钞就是废纸。
王国光当然是对的，但朱翊钧认为，要想妥善处理新币发行问题，罪己诏有其必要。另外，回收宝钞将有利于新币的推广——朝廷要想尽快打开银票的局面，就必须在“宝钞”的问题上给天下万民一个说法，至少要消除人民群众对纸币的阴影。
事实证明，这回收宝钞绝对算是一记妙手，而且朝廷仅付出了很小的经济代价。因为朝廷回收宝钞按斤算钱，每斤宝钞不管其中金额大小，价值一枚万历银元，就算外面有成吨的宝钞，每吨也不过两三千枚万历银元罢了——比废纸回收价贵些，也算挽回了朝廷的一点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