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如海经过袁野时，朝袁野点了点头，袁野会意，知道柴如海有话要说，马上起身跟着柴如海进了科长办公室。
刚才在市长办公室里的一番谈话，袁野早就听在耳朵里了。
袁野没有想到傅全庵这个老家伙自己的麻烦不断，竟然还在想着反击山城政府，提出两个够毒的措施，打击山城在租界的利益。
第一条措施是针对山城政府在租界的司法权，如果公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及法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被维新政府接管，那么山城政府在上海租界的司法管辖权就彻底丧失了，意味着山城政府在租界的影响力也跟着受到了巨大的削弱。
这不啻是打了山城政府狠狠一个耳光，而且打到了山城政府的痛处，傅全庵想的出来，确实够聪明，够毒够狠。
而第二条措施则主要是针对军统潜伏在租界的越界筑路区域的地下人员。
越界筑路区域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租界，是殖民者在原租界基础上大肆扩张的结果。
英、法租界最初设立时，面积都不超过千亩，后来大肆扩张租界范围，其中主要手段就是越界筑路。
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殖民者就开始使用越界筑路的手段来扩展地盘。
先在界外收买一些土地，取得筑路权。然后，悄悄地修造一条马路把大块地方包围在内，并在这个区域再修筑起一些道路，互相贯通。
同时，派出巡捕到界外马路巡逻，成为惯例后，即正式设置岗警，使居民于不知不觉之间接受其统治。最后，在合适的时机胁迫中国政府把这些地块正式划入租界。
据统计，从1862年至1925年，工部局在公共租界之外越界筑路41条，圈占土地面积达5万亩。
工部局越界筑路之后，即于该地设警巡逻值岗，征收捐税，编订门牌，严重损害中国主权。
尽管当地居民及中国政府强烈抗议，但工部局对此置若罔闻。
租界通过修筑界外马路，将警权和治外法权扩展到条约规定的区域之外，租界警察不仅担负起马路的巡逻任务，保护马路所经区域内的财产。
还对越界筑路区征收地税和房捐。随着租界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土地的增值，税收也逐年递升。
法租界自19世纪60年代从上海县城西门至徐家汇筑成军路后，越界筑路数量也日见增长，仅1900年至1914年，越界筑路20多条。
1913年，法国公使康德向中国政府提出界外马路警权问题，企图再一次扩充租界面积。
袁世凯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支持，答应了法租界的扩张要求。
1914年4月，外交部江苏交涉员杨晟同法国驻沪领事甘世东签订关于法租界界外马路协定十一条，以法租界当局驱逐在法租界活动的革命党人为条件，给予法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区域行使警政和征税权。
从而使法租界以西迄徐家汇的整个越界筑路地段全部划归工部局管辖，成为事实上的新租界。
通过这种“阳以划清警权之名，而阴行扩充租界之实”的方式，法租界面积扩大到亩，为1849年法租界初辟时的15倍。
越界筑路区域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成为人口稠密的地方，拥有许多洋房和别墅，随着日本人占领上海，这里更是拥入了大量的人口。
因为这里由租界当局控制管辖，日伪汉奸们尚未敢公开染指，所以很多抗日力量也潜伏在这一区域，特别是军统和红党的地下组织。
日伪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一直有进入这个区域的野心，极司菲尔路76号其实就在越界筑路区域，特工总部之所以设在这里，就是这个初衷。
现在傅全庵向租界当局摊牌，要收回越界区域的警权，可以说是顺应了日本人的心思，为打击抗日力量提供了便利，也不可谓不歹毒。
袁野心里已经想好了，他不会提前把这个情报告诉渔翁，他吸取了上次租界易旗的教训，反正山城迟早也会知道的。
如果自己报告了，山城方面提前做出反应，那自己就麻烦了，不用说，肯定怀疑到自己头上，那么自己以前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而且处境危险了，他绝不会做这个傻事。
而且袁野认为，就像租界易旗一样，租界当局不敢得罪日本人，估计也会退让，不会把山城的利益放在眼里，山城方面做再多的抗争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袁野担忧的是，日伪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把手伸进越界筑路区后，今后抗日组织的处境将更加危险了。
不过这个危险迟早也要到来，两年后，也就是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后，就会侵入租界，占领包括越界筑路区在内的整个租界，哪里都不安全了，那是最危险的时刻。
袁野进了柴如海办公室，关上门，刚刚坐下来，柴如海就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说道：
“时凯，情况不太妙啊。”
“如海，什么事让你如此担心。”
袁野故作奇怪地问道。
柴如海于是把李承宗逃跑的事以及傅全庵报复山城政府的事说了一遍。
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李承宗逃跑的事我倒不担心，他坐实了是军统的内鬼，我就没有嫌疑了，我担心的是后面这件事。
这件事对山城方面可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亏傅全庵想的出来，不用说，山城方面肯定要进行报复。
他傅全庵倒好，以养病为名，躲在家里，军统特工暂时不能拿他怎么样，可是把我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我开始还没想到，刚才才反应过来，我是这个事的具体经办人，你说军统杀不了傅全庵，而把怒火发泄到我头上，会不会拿我开刀，这如何是好？
时凯，你脑子比我好用，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渡过这个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