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那一堆宝贝武器每天都被擦得锃光瓦亮，只是苦于没有用武之地呀。台儿庄战役原告胜利，进攻的日军被击毙1万多人，残余部队全线溃退，让全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国民政府方面继续向徐州增兵，计划以徐州作为战略支撑点，展开对华北方面日军的反攻，每天从浮桥上面来来回回的部队跟走马灯一样，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我们却没有任何作战任务。
和我们一起守卫浮桥的那个营跟我们相处得并不融洽。
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杂牌军，觉得那些武器装备交给我们就是浪费资源。我们嫉妒他们伙食充足，起码一天可以吃两顿干饭。双方人马经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个不休，就差动手打架了。
他们营长姓聂，叫聂道兵，安徽宿县人，口音跟我的差不多，也算是半个老乡了，可就是跟我们不对付，每天对我们说话都阴阳怪气的。
我们也能认清自己的处境，毕竟咱是后娘收养的，能忍就忍了。
守桥的日子也算过得清闲惬意，我也有机会好好认识一下身边的这些人。
上等兵乔木匠大名叫乔文武，四川达州的，看名字就知道他父母希望他文武双全，结果还是一个大字不识，却有一手木匠手艺。他的愿望就是亲手为自己打造一套家具用来娶媳妇。
割猪蛋的军医多次主动介绍自己大名叫诸葛丹，是武侯之后，祖籍成都，光这个姓氏就让人显得足够聪明，可是那帮天性开朗的四川哥们还是给他取了个上不得台面的外号。他号称是学过西洋医术的，可是跟着这么一支穷光蛋部队就没了用武之地，每天只能干点包扎伤口的活，他的理想是搞一套外国进口的手术刀，成为一名真正的外科医生。
我还想认识其他更多的兄弟，结果杨娃子告诉我:“不要记住太多的人名字，不然他们死了，你心里会很难受。”
杨娃子这个人比较有意思，四川眉山人，他15岁的时候，家乡来了一个游方的道士，说他天生慧根，与道家有缘，于是他就去青城山当了道士，立志要修仙得道。还没等他白日飞升，18岁的时候，就被师父赶下山了，原因是他偷看师姐洗澡。回来就赶上抗日战争爆发，于是就跟着部队出川抗日，在山西打了几场硬仗，他的几个前任连长排长都阵亡了，于是他就被任命为排长。
老陆是我们这群人里年龄最大的，28岁，黑龙江人，家里早年闯关东在黑龙江置办了一些田地，供他上到了师范学院，毕业之后派到济南教中学语文历史，我们都说笑他从小读书都读傻了，一点都没有东北人的豪爽劲头。22岁回家相亲结婚，娶了一个开拓团的日本姑娘，生了两个孩子，他媳妇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跟那些日本军国主义没啥接触，只知道相夫教子，只是很不幸，倒在了自己同胞的轰炸中。
之前我们从腾县土堆里扒出来的那个张团长是河南人，早些年也参与过军阀混战的，后来就被编入了122师当了一个团长。
徐志凤，陕西西安人，18岁，比我大三岁，原本是第31师186团的医护兵，跟随部队在台儿庄血战半个月，团长身受重伤，全团几乎全军覆没，他们医疗队的人被迫拿起武器参与作战，最后也只活下她一个人，她是我们这些人里面唯一一个有正式少尉军衔的，之所以说是正式，是因为在国民政府那里经过造册登记的，而我和杨娃子虽然都曾被任命为连长，都是被在战场上临时任命的，离开了老部队就没人认账。
我们中有20多名31师的兄弟，他们在台儿庄战役中幸存下来，最后跟我们混到一起了，他们的个子普遍比川军兄弟高，皆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年龄最大的，不过就19岁，家里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这么看来，好像只有我的年龄最小了，我一点都不自卑，我比他们所有人的个子都高，比他们有劲，还有本事，就算是丑了点，也不算啥多大缺点，那个时代又不是看脸吃饭的。
正当我们为粮食发愁的时候，从军部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还带来了一位徐州当地的官员，他把我们所有人聚集起来，包括聂道兵的那个营。
这位少校介绍身边的人说:“这是徐州铜山县耿县长派来的特使，自打开春之后，微山湖西的一伙土匪甚是猖獗，不断上岸骚扰当地百姓，耿县长想请咱们军方帮忙，去围剿这股土匪。师部抽调不出人手，决定从守桥部队暂时抽调一个连参与行动。你们谁愿意去？”
聂营长首先说话:“我营接到的命令是严密保护浮桥，不容有失，况且剿匪这种小事，害我们第2师的人去有点大材小用，就等于高射炮打蚊子。咱们不是新收编了一个连吗？他们闲着也是没蛋拽…”
这话的意思已经很明了了，这种小事只配让我们杂牌军去干。
于是我举手说:“保境安民本来就是我们军人的职责，这个活我们接了！”
杨娃子接了一句:“我们要一千斤粮食作为辛苦费！”
那位县长特使当即答应下来:“完全没问题，知道国军兄弟们辛苦，贵部的军饷也由我县来承担！”
要的就是这句话，我们有地方吃饭了，不就是几个土匪吗？小事情。
这可是我第一次作为军官率队进行军事活动，岂能不兴奋？
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有太多的机缘巧合，这次剿匪的目标竟然是李子义，就是那个和我没有2钱血关系的亲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