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
山越
山越是东汉时期的人们对分布在中国东南山区武装集团的泛称谓。《三国志》有大量关于山越的记载。从族源上看，山越有秦汉时期的东瓯、闽越、于越以及其他百越部落有着很深关系的族群，也有各地占山为王的山贼，成分复杂。山越一词实际上往往被孙吴用来泛称境内不服从孙吴统治的割据势力，如严白虎，祖朗，太史慈等，实际多数山越与普通汉族界限模糊，也不属于一个统一的族群。
据《三国志》的相关记载统计，当时孙吴所属的丹阳郡、会稽郡、新都郡、建安郡、吴兴郡、东阳郡、豫章郡、鄱阳郡、庐陵郡、长沙郡 以及魏国所属的庐江郡均有山越居住。其范同东及于海，西达湘水，北抵长江，南至南岭。
山越无论存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孙吴与山越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一直贯穿于吴国始终，并影响和牵制了孙吴对魏、蜀的军事、外交战略。因此，孙吴的敌对势力也必然利用山越的力量对其进行牵制 。孙吴屡次兵征伐山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就是掠夺和招抚山越人口，以补充兵源 、户口 ，以及让他们充当部曲、佃客和奴婢，所谓“强者为兵，羸者补户 ”。所以每次出兵镇山越之后，几乎都会掳掠大量的人口补充其军队。
孙权从公元200年（汉建安五年）开始向山越用兵，一直到公元237年（嘉禾六年），前后达三十八年之久，才基本上平息了山越人此起彼伏的反抗浪潮。
山夷
山夷人分布在夷洲。
公元230年（黄龙二年）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战士数万人寻找夷洲及亶洲，卫温、诸葛直历经艰辛，终于到达夷洲。由于亶洲绝远，没法到达，只到了夷洲，并俘数千人而还。孙吴有可能在夷洲等地驻扎军队，并行使权力。
夷洲在临海郡东南二千里处，常年无雪，草木茂盛，四面是山和溪，山夷人都髡发穿耳，但妇女不穿耳。土地肥沃，可以种植五谷，多鱼肉。有犬类，犬尾短得像麇尾的样子。山夷人男女老少共同共在大床上卧息，互不相避。地产有铜铁，只用鹿角做矛以用于战争，磨青石做弓矢。生鱼和肉一起贮存在大瓦器中，用盐卤，数月后食用，以此为佳肴。据考证，夷洲即台湾。
五溪夷
五溪夷又称武陵蛮、五溪蛮、武陵五溪夷。分布在荆州武陵郡一带，多次反抗孙吴的统治。
早在东汉建安末年，武陵蛮便发动过叛乱，被武陵太守黄盖平定；夷陵之战时，武陵蛮夷一度响应刘备；孙权时，武陵蛮叛吴，孙权令潘濬会同吕岱、吕范、施绩等督军五万人平定叛乱；魏灭蜀后不久，魏武陵太守郭纯引诱其首领发动叛乱，后被吴将钟离牧平定。
俚人
在岭南地区还有俚人，又称蛮里、里人、交州夷。俚人之名始见于西汉时期，公元36年（汉建武十二年），九真俚人张游，率部众归附东汉朝廷，被封为“归汉里君” 。孙吴时期，俚人分布范围为孙吴广州、交州之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郡。俚人往往以村聚居，各村设有长师，没有郡县之分，占据山间险要之地，不修建城池。
政治
士族政治
孙吴的地方政治制度是州郡制，中央政权主要受江东士族影响。这时江南已经出现了象吴郡的顾、陆、朱、张那样的占有大量土地和僮仆，而各有门风，世居高位的大族 ，他们早在汉朝时就已经长居江南。孙权在接掌孙策位时年方十九，孙吴国内形势还不稳定。他一方面得到外来士族的全力支持，一方面尽力争取以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孙家与江东名族多结成姻亲，孙氏政权因此有了可靠的基础。 朝臣中有很多顾、陆、朱、张四姓的人士，就是后世所说的“吴之四姓”的望族。作为孙吴政权支柱的江东大族如吴郡的顾氏、陆氏、朱氏和张氏，武力强宗如阳羡的周氏，吴兴的沈氏，钱塘的全氏等，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势力范围过远。在孙皓统治时期，江东士族更是趋于极盛，其中的陆氏甚至发展到了”二相、五侯、将军十馀人“的地步。
孙吴的士族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与军事上的世兵制互为表里。同时代的魏人邓艾对此便评价说：“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 以顾陆为首的江东士族驱使官兵，藏匿人口众多，又受到朝廷庇护。即使是当地官员也无法阻止。
中央官制
孙吴的中央官制与曹魏、蜀汉相仿。孙吴置丞相，名义上也是百官之长，但实际权力仅管理例行政务，往往不参与重大政务的决策。初期置六卿、永安二年（公元259年）完备九卿； 永安五年（公元262年）置御史大夫分设左右。宝鼎三年（公元268年），省左右御史大夫，始置三公。
孙吴政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大司马（或分为左大司马，右大司马）、上大将军、大将军等内朝将军，这些将军外则领军，内则领政，是事实上的宰相 。
东吴初置奉常，黄武四年（公元225年）改太常，太常置博士。东吴初置郎中令，黄龙元年（公元229年）改光禄勋，有三署中郎将、领三署郎，还有羽林督，绕帐督、帐下左、右部督，皆领卫兵。初置大理，后改廷尉。初置大农，后改大司农。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少府诸卿建置都与曹魏、蜀汉同。东吴在屯田各郡置典农都尉，统辖属县，职如太守。典农都尉掌管军粮，不属于大司农。这不同于曹魏制度。孙权初年设左节度，专掌军粮会计。
宫官有大长秋，设置略如曹魏制。又有太子太傅、太子少傅。
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置左辅、右弼、辅正、翼正都尉，为太子四友。又有太子宾客及率更令、中庶子、庶子、辅义都尉、左、右部督等。
门下官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等设置略与曹魏同，但地位不甚重要。
尚书分选曹、户曹、左曹、贼曹等四曹，可见东吴尚书职任较曹魏为轻。
中书监设中书令、仆射、丞、郎、令史等。
御史台设御史中丞，督军粮御史及监农御史，又置中执法，左右执法各一人。在殿中察举违法行为，也称侍御史。
武职官有领军将军；左领军、右领军；中护军、左护军、右护军；中典军、左典军、右典军。又中垒将军掌宿卫兵。有抚军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征东将军；有平南将军、平西将军、平北将军，平东将军。因为孙坚曾任破虏将军，孙策曾任讨逆将军，不置破虏将军、讨逆将军。
法律制度
孙吴法规主要有“科”、“令”。见于正史《三国志》记载的孙吴立法工作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十月，陆逊上书“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于是命陆逊、诸葛瑾对法律条文进行了整理。
第二次是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孙权征讨合肥新城，命孙登留守，总理政务，孙登修订当时的法律条文，使社会秩序转好。
第三次是嘉禾六年（公元237年），对有关官员奔丧进行了规定，杜绝了官员随意弃官奔丧的现象。
孙权晚年对文武官吏都存着戒心，任命检举官吏校事、察战，监视文武官员，由此产生了吕壹等诬告陷害的事件。吴国末期刑法亦趋于严苛。但总的来说，孙吴在三国政权之中，是相对能够与民休息的，孙吴社会较为安定，江南经济、文化也因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经济
尽管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人重视对江南的开拓，但真正意义上第一个振兴江南经济的，毫无疑问地是孙吴，孙吴直到灭亡时还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也是后来的东晋和南朝选择在三吴地区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吴的经济活动为后来经济重心的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农业
孙权很重视农业的生产。大约在汉建安七年至建安八年间，孙权开始推行屯田。孙吴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种，采用军中编制，设置典农校尉、典民都尉、屯田都尉等官职管理屯田事务。屯田兵且耕且战，屯田户只种田，免除服役。
公元226年（黄武五年），孙权还采纳陆逊的建议，扩大屯田面积，并将自己驾车的牛由八头减为四头，用于耕地。他还身为士卒先，亲自耕田，“与众均等其劳”，这些作为大大鼓励了士农的情绪。
在今浙江境内开辟有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在湖滩大规模开垦土地，建立了毗陵、湖熟、溧阳、江乘、于湖、赭圻等屯田区；用南迁人口建造了金宝圩；在长江中游建立了浔阳、阳新、武昌、陆口、江陵、长沙沤口等10余处屯田区。这些措施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而毗陵的屯田民则有男女数万口。孙吴屯田的规模可观，且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也较先进。
水利
吴大帝孙权时期，疏凿长广溪；在句容修筑赤山塘水利；在建业凿东渠，与城北潮沟相通，用以引导江潮 ，附近凿娄湖灌溉农田；在乌程建有皋塘、孙塘等水利工程。筑东兴堤，以遏巢湖水。
吴景帝孙休时期，从吴兴城北到长兴修筑太湖长堤几十里，防止湖水泛滥淹没农田。在江北的皖城凿石通水，灌溉稻田。在长江中游地区，引长江支流富水、巴水、澧水支流涔水灌溉农田。
破岗渎，孙吴迁都建业时，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公元245年（赤乌八年）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会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和小辛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
手工业
造船业
孙吴时期，孙休曾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州）设典船校尉，又称曲郍都尉、曲那都尉，负责率领刑徒造船 。其战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还能容纳士兵三千人。
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曾在武昌建造船舰，取名「长安」，是可乘坐三千人的大型船舰。
青瓷业
青瓷业也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三国时期，青瓷器在产量、种类和质量上都比东汉时期有明显提高。
吴国时，青瓷器主要产地包括如今浙江宁波、绍兴、温州及金华等地区，其原料为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石风化后的岩石矿，风化程度高，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种瓷土含铁量较高，是烧造青瓷器的理想原料，与石灰石配制而成的石灰釉，光泽好，透明度高。
铜铁冶铸业
铜铁冶铸继承东汉规模而有发展规律。武昌和会稽是孙吴的两个手工业中心。武昌的铜铁器和刀剑大量地运到建业来供应王公贵族们使用。
孙吴的青铜镜制造业最为发达，这得益于中国东南部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从东汉中期起，会稽郡（相当于今浙江东部）就成为了青铜镜制作的中心。
纺织业
纺织业以葛布、越布最为精致，其柔软程度甚至超过罗纨。孙吴还盛产“八蚕之锦”； 孙吴宫廷内的织络作坊拥有上千的生产者。 这些都说明江南的丝织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财政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孙权多次宽赋息调，夺取荆州后，“尽除荆州民租税”，并下令诸将要居安思危，加强武备，崇尚节俭，公元226年（黄武五年），下令说：“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恤，孤甚愍之。今魏人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其后，于公元231年（黄龙三年）正月下诏：“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要求放宽催收农夫所欠租税，并不要再征租赋，又于公元240年（赤乌三年）正月下令禁止“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以保证春耕正常进行。
货币
孙吴曾大量铸造大钱，公元236年，开始铸造“大泉五百”大钱；公元238年，铸造“大泉当千”大钱。此后又铸造“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
“大泉五百”、大泉当千”较为常见。筹文不作钱而作“泉”，与史文为少异。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不见于正史，鲜有记载，铸造时间较大泉当千要晚。大泉二千虽然罕见，但在广东、浙江有文物出土；大泉五千却十分罕见，存世极少。铸于三嗣主时期。在孙吴之前，新朝王莽首铸大钱，吴的大钱与王莽铸造的大钱“大泉五十”应为一脉相承。孙吴大量铸大钱导致通货膨胀程度严重。
铸大泉五百之前，已有“铸铜”的记载， 所以早在东汉末吴地已经开始铸造货币。因此，孙吴可能于铸行大泉五百之前，有铸造五株或“大泉五十”之举。
军事制度
孙吴的兵制特点有六：异族兵数量众多，兵种复杂，世兵制，世袭领兵制，屯戍活动的众多，奉邑和将领待遇的优渥。
军队编制
孙吴的部队建制分为五类，即中央兵、地方兵、诸将兵、诸王兵、准兵。其中，中央部队有羽林兵、无难兵左右部、解烦兵左右部、绕帐兵、帐下兵左右部、武卫兵、五校兵、虎骑兵、马闲兵左右部、外部兵、中军兵、营下兵、太子兵左右部、水军、敢死兵、车下虎士、武射吏、子弟兵等十八种。
孙吴的水军的战斗力远超曹魏。孙吴设置官员，监督工匠和罪犯造船。其造船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由于吴军的水军的主力都在长江，因此石头城很自然地成为水军的总部。它是长江沿线最大的码头之一，经常停泊有上千艘船只。当时，中等载重量的船可以运马80匹，大船可载军士达3000人，有的船仓高达五层。
武职职衔
大司马
大司马中央政府中专司武职的最高长官。吴国黄武七年置大司马，后又常分置左、右大司马，位在上大将军之上，一般由大将军或者上大将军升迁而来。
上大将军
为三国时吴国所创，孙权于黄龙元年置。“上大将军”之职并非汉制，由孙权所创，其位在三公之上，高于大将军，次于大司马。
大将军
原东汉时期武官的最高官职，吴国黄龙元年置，位在三公之上，次于上大将军。
都督
正式职称为督军都御史，简称都督，督军。为孙吴某部队都督或地区都督。治所随战况需求更替，一般正式成立时间以周瑜占领南郡为基准算起。通常所说的的大都督则为战时督，为一场战役中的最高军事领导，担任过此职的有：陆逊、全琮、施绩。
都护
大帝特别设立荣衔，从护军衍生，最早荣获都护头衔的为孙皎。
兵役制度
孙吴的主要兵役制度与曹魏相近，均为世兵制。由于比较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一些部队原属孙吴诸将私有，即世袭领兵制。起初孙吴诸将以私兵随孙策征战，孙吴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功臣往往拥有多至于数县的俸邑。各将领所领军队算是部曲，军队除了服从中央指挥参与战役，但还要为其将领提供其它耕种杂役等。在将领死后军队须继续听令将领儿子或兄弟等继承者。世袭领兵制曾是吴国的重要支柱，后孙权加强集权，世袭领兵制逐渐消亡。
军队规模
孙策起兵时，仅有几百名士兵， 后来得到父亲的旧部一千多人。 孙策在攻打刘繇的前后，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击破刘繇时已经有几万军队。到孙策死时，孙吴的军队数量应不下于十万。据史书记载，孙吴强盛时，军队人数大概有三十万，降晋时大约也有二十三万，其中少数民族兵员众多，南蛮、交州夷等族士兵不下十六万，而山越在其中就至少占了十万之众。
战争
公元208年（汉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曹操领兵南下，孙权联合刘备抗击曹操，曹操大败。
公元213年（汉建安十八年）濡须之战，曹操伐吴，孙权与曹操于濡须口对峙。
公元215年（汉建安二十年）逍遥津之战，孙权亲自率领的十万大军围攻合肥，魏将张辽等大破孙权。
公元222年（黄武元年），曹丕第一次伐吴，兵分三路，围攻朱然所守的江陵，不克而还。
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曹丕第二次伐吴。
公元225年（黄武四年），曹丕第三次伐吴。
公元226年（黄武五年），孙权攻江夏不克，被魏将文聘击败。
公元228年（黄武七年），石亭之战，曹休率领步骑兵十万伐吴，陆逊于石亭大败曹休。
公元233年（嘉禾二年），吴将全琮攻六安。
公元234年（嘉禾三年），孙权征合肥，围魏将满宠于合肥新城，吴将孙韶、张承等攻广陵、淮阳。
公元241年（赤乌四年），吴将全琮、诸葛恪、朱然等攻淮南等地，全琮与魏将王凌在芍陂决战。
公元246年（赤乌九年），吴将朱然攻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