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出使欧洲的消息传来，苏星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李鸿章在欧洲的遭遇——试图向法国借高利贷，却被以清朝信誉不佳为由拒绝了，因为需要抵押物。刚刚为清朝背负了甲午战争的重担，李鸿章自然不愿再为清朝的财政背上卖国的名声，此事便暂时搁置了。
这一事件暴露出清朝面临的巨大财政危机，如今的清朝宛如风中残烛。当然，它还有续命的可能，那就是变法，接受西方的冲击。但这种变法绝非百日维新时那种表面上的口号，而是清朝最高统治阶层必须放开对商业资本流通的限制。
苏星云想起了他的高中历史老师曾说过的话：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朝才进行了真正有意义的实际变法。这场变法大大增强了地方实权势力的经济力量，导致清朝丧失了对地方绅缙阶层的控制。这些地方绅缙阶层因经济力量的增长而渴望获得政治权利，最终演变为立宪派。皇族内阁上台后，不再支持清朝，最终导致清朝灭亡。
苏星云现在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然而，来到这个时空后，他体会到清朝最后的变法并非失策，而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甲午战争后财政破产，迫使清朝完全开放国门，让外国势力进入创造财富以便征税。历史上，清朝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从财政破产中走出来，最终不仅偿还了赔款，还有盈余。但遗憾的是，地主阶级转变为买办阶级，成为外国势力的走狗，彻底抛弃了清政府，按照外国划设的势力范围分裂。
在这个过程中，清朝的财政收入虽然增加了，地主买办阶级也富裕了，但大量白银外流，被剥削的无疑是中国人民。苏星云对李鸿章出使欧洲的花边新闻摇了摇头，心中暗想：“这个半死不活的僵尸，我已经不打算让它继续存在，给外国人割肉了。”
苏星云并不是一个盲目崇拜的人，他知道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有多么困难。清末时期，中国并没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经验可以借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尚未成立。即使成立了，那些搞刺杀革命的成员战斗力也极弱，破坏力甚至不如大规模农民起义，更别提建设能力了。辛亥革命后，聚集在南京的几十万流氓兵痞除了发行废纸一样的军票外，没有任何解决方案。
中国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大量的工人阶级，但幸运的是，有一个毛主义成功统一中国的经典案例。为了对这个位面的中国负责，苏星云一直沿着成功者留下的足迹前进。
苏星云在初中时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马克思能够成功，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却屡屡失败。到了大学，他读了不少穿越小说，又亲自查阅了大量资料，这才明白教科书里称赞的农民起义究竟是怎么回事。随后，他又研究了党史，深刻理解了其中的原因。
同样是煽动对统治阶级的仇恨，马克思却能在民众仇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秩序社会，给那些苦难的百姓带来希望，这才是他成功的秘诀。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淳朴善良，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公平的世道，可以积累粮食、囤积财富，不让自己的辛苦劳动成果被掠夺。在这样的世道下，自然会被称赞为一个好世道。
苏星云的目标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好世道。来到山区后，他最注重的就是基层干部的培养。每占领一个村子，他都会派出基层干部去管理。他对这些干部的行为要求非常严格，以往那些官老爷的作风绝对不允许出现。他们必须参加劳动，因为大别山区小，养不起闲人。
在这里，纪律被一再强调。那些刚被苏星云用诉苦大会方法洗脑的成员都一致同意这个纪律的实行。然而，当具体实施时，一些人却撑不住了。参加暴力革命的人很少有性格沉稳的，枯燥的劳动让一些人变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有一些人把乌纱帽看得至高无上，认为当官才是最光荣的。苏星云在刚发现这一苗头时，就强行将它们打压下去。
几个村官因为懒惰而名声狼藉，被严肃处理。但光靠党纪压制和自己五公里超感的大范围查岗是不够的。苏星云要建立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必须具备自我净化体制蛀虫的能力。于是，他在几个村子尝试实行群众监督制度。然而，这个制度需要群众有觉悟。
一些村庄的群众执行得很好，但有一些兄弟姐妹众多的家族为了争夺村里的权力，开始向苏星云任命的村长发起攻击。无奈之下，苏星云只好采取了双行政长官制度：村民选出的村长在苏星云的思想教育后回去执政，而苏星云从军队中任命的村书记则负责配合管理村庄。村长可以连任，但村书记每隔一段时间必须调换。这样既保证了镰锤社对村庄的控制，又对村干部在村庄中的行为起到了监督作用。
苏星云赋予村民的权力是监督村长是否按照纪律工作，而不是让他们聚成一团反抗镰锤社对村庄的掌控。
在初步掌握村级单位后，镰锤社便开始了在大别山区的迅速扩张。1895年五月，一千名成员进入大别山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战斗队伍迅速扩展到四千人，行政队伍更是管理着山区中的十万人口。整个大别山区的行政和财务体系开始建立，但在水利建设和军队组建等额外建设方面，仍需苏星云的大力支持。正是苏星云的慷慨资助，使得大别山区的队伍能够如此迅速地扩张。
如今，四千多人的战斗队伍在大别山区堪称霸主，附近的小股山贼要么逃离此地，要么加入镰锤社。苏星云对镰锤社的纯洁性极为重视，凡是涉嫌命案并被百姓指认的人，都会被立即处决。镰锤社严惩前来投靠的不良分子，这一做法在大别山区传开，名声颇为不佳。
同时，大别山区的恶霸宗族势力也被连根拔起，给附近山中的大家族势力敲响了警钟。苏星云发现，这些大家族几乎都占据着山头，利用武力威胁附近山民为他们劳动并收取费用。在大别山区，民风强悍，若不采取强硬手段，很难维持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
对于这些家族，镰锤社采取了强硬的措施，直接使用爆破筒和炸药包进行攻击。虽然这些地主家族进行了激烈抵抗，每次战斗都给镰锤社造成一定的伤亡，但攻下一个大家族后，通过公审和诉苦大会的方式处理，每次都能吸引更多兵员加入。苏星云发现，死亡并不能阻止这些觉醒的农民投身革命的热情。
当地牢、活埋等残酷刑罚被揭露后，那些昔日跺跺脚就能让周围十里的地主们面对民众的愤怒眼神时，不禁颤抖起来。苏星云冷静地观察着这些农民的反应，意识到仇恨的力量虽然强大，但无理智的仇恨却是破坏性的。他决定加强连环画式的政治教育，以引导这股力量正确地投入到新秩序的建设中。
苏星云回想起马克思在革命时的某些粗暴做法，认为这是快速统一的后遗症。当时，干部数量不足，马克思便大肆扩张，允许地方提拔革命干部。这种方式虽然迅速，但也混入了一些不良分子。无产阶级并不等同于劳动阶级，马克思在扩张时未经考察就提拔的干部中，有一部分是因赌博而倾家荡产的无产阶级，这些人成为了流氓，给红色革命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幸运的是，镰锤社成立时间较早，苏星云有足够的时间来纯洁革命队伍。
在镰锤社的强大压力下，整个大别山区的地主阶级和山贼势力开始联手，形成了一个针对镰锤社的反动统一战线。这些大别山的地主们平日里无法无天，而大别山区恰好又是清朝控制力薄弱的区域，于是他们自然想到借助山贼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然而，这个利益集团的力量在镰锤社面前依然显得微不足道。已经明确发展方向的镰锤社，在山贼们有所行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全面的扫荡。
此时，大别山区最大的山贼团伙——白虎团，驻扎在一个易守难攻的山头上。在聚义厅内，一个络腮胡子和一个身穿长衫的人正在密谋。
长衫男子说道：“大当家，给您准备的东西已经到位了，敢问大当家何时动手？”
山贼头子故作风雅地捏了捏自己的大胡子，脸上横肉抖动，显得有些滑稽。他装作为难地说：“李管家，这事可不好办啊。据我最新得到的消息，这些人很可能是几十年前的发匪余孽。敢问李管家为何不告知官府？”
李管家冷笑一声：“贼过如梳，官过如洗，大当家岂能不知？况且官兵来了，大当家能好过吗？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大当家的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容我考虑考虑。”
就在这时，一声巨响从寨子外面传来，紧接着是枪声和喊杀声。大当家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白虎团在附近二十里的山头上势力最强大，谁敢来捋虎须？
很快，一个小头目跑进来报告：“大当家，短毛匪打进来了！”
大当家的脸色铁青，没有理会一旁带着讥笑的李管家，直接冲了出去：“小的们，跟我来！”
李管家的讥笑表情瞬间消失。不是大当家以一挡十解决了外患，而是他拿着大刀跑了一阵子后，就被镰锤社的军队用步枪在身上开了七八个血孔。苏星云的大力支持，让这些镰锤社的战士在革命初期就用上了步枪，对付只有少量土枪的山贼简直就是摧枯拉朽。
几轮子弹打完后，几个小头目被击毙，山贼们失去了主心骨。镰锤社的军官拿着手枪和大刀喊道：“同志们，上刺刀，跟我来！”
丧失抵抗意志的山贼在一阵阵“投降不杀”的口号声中丢下了武器。李管家也作为俘虏被抓了起来。
这场战斗只是大别山区剿匪战的一部分。在这次战争中，苏星云已经放手一搏，没有使用超感对山贼们的布防进行探查，所有情报都是由侦查兵总结出来的。一支真正的军队正在苏星云手中成长。
大别山区的剿匪战争一直持续到1896年末。镰锤社扫荡了整个山区后，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培养基层干部的活动中。整个大别山区三十万人口将成为根据地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