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这种植物，从其幼苗成长直至开花结果，往往需要耗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种植罂粟的烟农很难守住这个秘密而不被发现，所以它们总是能够被相关部门及时铲除。
如此一来，那些价格低廉的所谓“西土”来源便就此断绝了。
与此同时，来自外地的洋烟也受到严格禁止运输进来的规定所限。
于是乎，市场上所能见到的烟土数量变得极为稀少，要么是偷偷摸摸运进来的那一点点，要么就是在一些荒无人烟的深山幽谷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些许。
这样的状况直接导致了烟价的急剧飙升，使得吸烟成为一种极其昂贵的行为。
随着烟价的高涨，许多烟民由于经济压力等原因，自然而然地减少了吸烟的频率和数量。
相比之下，单纯颁布一份没有实际约束力的禁吸命令，显然远不如通过控制烟源来实现禁烟来得更有成效。
之所以要严禁种植罂粟，其根本目的在于彻底切断鸦片烟的源头供应。
然而，仅仅依靠禁种远远不够，还必须同时实施禁运措施。
针对外地烟，马岱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凡是来自四川、云南等地的本土香烟，一经发现，将全部予以没收并当场焚毁；至于洋烟，虽然受到中英不平等条约的某些约束，不能像对待本土烟那样直接没收销毁，但同样一律不允许入境。
一旦发现有烟贩企图携带洋烟及烟土入境，将会勒令他们连同货物一起原路返回。
倘若这些人胆敢偷运洋烟入境，一旦被查出，那么所有的洋烟依然逃脱不了被焚毁的命运。
就这样，从最初的禁种、禁运开始，一步步推进，后来就连开设烟馆公开售卖烟草的行为也都遭到了严厉的禁绝。
且说那革命军，又岂会惧怕中英之间的那些个不平等条约呢？
要知道，光是应付一个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便已然让他们感到颇为吃力了。
若是再加上英国和法国等列强一同前来搅局，这场战争恐怕根本无需开打，胜负便已一目了然。
然而，革命军内部有着清晰明确的策略方针。
他们深知，欲成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需得循序渐进，一步步地来。
首先，集中精力解决掉眼前的大清王朝这个心腹大患；待将其彻底击溃之后，再转过头去应对那些虎视眈眈的列强们。
如此行事，方才有成功的一线希望。
而在禁烟一事上，之前所推行的禁种与禁运政策没过多久便开始显现出成效来了。
至同治六年时，陕甘地区境内的烟苗基本上已经被根除殆尽，唯有在一些人迹罕至的深山幽谷之中，或许还能偶尔发现少量偷偷摸摸种植着的烟苗。
总而言之，随着烟土的来源大幅减少，其市场价格自然而然地便水涨船高起来。
原本每一百两只需六七十两银子便能买到的烟土，如今竟然飙升到了三四百两之多！
如此高昂的价格，使得众多烟民望而却步，吸烟之人的数量也因此大为减少。
不过，禁烟行动尚未大功告成，最后的关键一步乃是针对那些数量庞大的烟民群体。
毕竟，在当下那个时代，想要强制禁止人们吸食鸦片实非易事。
所以，对于如汪洋大海一般众多的烟民，所能采取的办法唯有苦口婆心地劝导告诫而已。
于是乎，马岱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四处搜集各种有效的戒烟药方，并精心配制成为药剂，然后免费分发给那些深受烟瘾折磨的烟民们，以期帮助他们戒除毒瘾，重获新生。
与此同时，中央还大力倡导并激励官员、乡绅以及平民百姓踊跃捐款集资购买药材，共同配制药物来救治那些深受鸦片毒害且人数众多的烟民们。
而且，如果有人在救助烟民这件事情上表现突出或者贡献巨大，还会得到相应的嘉奖和表彰。
这一举措无疑展现出了其积极的一面，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它也存在着一些消极之处。
毕竟，面对数量庞大的烟民群体，想要逐一加以惩处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不过，对于各级官吏而言，情况则截然不同，严禁他们吸食鸦片成为一条铁律。
一旦发现有官吏沾染此恶习，后果将会相当严重。
若是下属中有官吏被查出吸烟，那么上级便会毫不留情地给其扣上一顶恰如其分的帽子，例如“嗜好甚深”亦或是“颇有嗜好”等等。
如此一来，这些吸烟的官吏就拥有了足以被弹劾乃至革除职务的充分理由。
由于陕甘地区的农民不再被允许种植罂粟这种曾经带来丰厚利润的作物，如何维系自身及家庭的生活便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此，马岱经过深思熟虑后，为他们精心谋划了解决之策。
考虑到之前种植罂粟所获取的收益颇为可观，所以需要寻找到一种能够与之相媲美的农作物来取而代之。
经过一番考察与研究，马岱认定棉花便是理想的选择。
于是，他开始积极推广棉花种植，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指导，以帮助当地农民顺利实现产业转型，从而确保他们的生计得以延续。
棉花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具有极高的价值和广泛的用途。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精细核算之后，他发现种植棉花所带来的收益竟然可以超过罂粟这种传统的高利润作物。
于是，他决定在其所管辖的地区大力推广棉花的种植，并在下达给下属官员的公文里详细阐述了这一决策的缘由。
在这份通知中，他写道：“甘肃省向来不出产丝绸和棉布等织物，所有的这些物品全都依赖从外省运输过来。然而，由于本地缺乏便捷的水运交通方式，导致运输成本居高不下，所以丝棉布料在这里的售价一直都非常昂贵。咱们这里的农民本就生活贫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到严寒的冬季降临，他们往往只能穿着单薄短小的布质单衣来抵御寒冷。可是反观我们这些身处高位、担任官职的人呢？却能够身着轻柔的皮裘，享受着厚厚的褥垫，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每每想到此处，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啊！”
接着，他又提到：“西北地区的百姓们缺少衣物御寒的困苦程度甚至超过了缺粮少食的状况，许许多多年老体弱的人和妇女们连一件能遮蔽身体的完整衣裳都没有。”
有感于此，他不禁引用了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句：“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
以此来抒发内心深处的感慨与愧疚之情。
他觉得自己身为这片土地上地位最为尊崇的革命军长官，居然没能让辖区内的每一个老百姓都拥有足以抵御寒冬的温暖衣物，实在是深感惭愧和内疚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