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
江自流皱着眉头，反复咀嚼着陈东莱口中冒出的词汇。良久之后才回复道：“社会资本？不就是让资本家来搞基建？风险太大！万一企业半路撂挑子，老百姓骂的还是政府！”
轻轨这种巨型工程项目，一旦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各种前期的设施一旦铺设起来，那动静简直大得吓人，指不定全城人都会议论纷纷。到时候要是工程因为资金短缺而烂尾，估计江自流本人会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最典型的情况便属邕桂省的柳江市。遗留下来的轻轨墩柱几乎成为了响彻全国的城市名片……
陈东莱显然知道江自流在担心什么。他马上宽慰道：“我们可以用城投公司当抓手——城投出30%资金做担保，剩下70%招标港资或外资企业。合同里写明，运营权20年，但票价调整权在政府手里。”
90年代基础设施领域尚未完全开放，若完全由外资\/民资控股轻轨项目，可能引发“贱卖国有资产”的政治风险。城投持股30%可保持“第一大股东”地位，在如调价、扩建等重大决策中拥有一票否决权。仅这一项，就可以堵住不少反对者的嘴。
再者，当时国家计委对外资参与基建有严格审批，如果汇川的轻轨项目若被定性为“政府主导的合资”而非“外资特许经营”，就会更容易获得批准。城投资金实质是为了政策合规所付出的必要成本。
然而江自流还是有些不满地敲了敲坐垫。“东莱，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做的话企业图什么？二十年才能回本！”这么长的回报周期，有哪个商人会愿意把资本投入其中？“
陈东莱在后世见过不少ppp项目的运营，对领导的质疑早就了然于胸：”我们可以把沿线500米商业地块开发权打包卖给投资商。港商和台商搞地铁上盖商场很有经验，他们肯定算得过来账！“
江自流沉吟片刻，他心中的疑虑还是没有消解：”土地出让可是敏感问题。我就怕有人说闲话。”
陈东莱明白领导在想什么。国家在1988年才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但配套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在1995年1月才会颁布实施，地方官员对商业用地能否捆绑基础设施项目缺乏明确依据。等到国土资源部明确招拍挂制度，那就要到新世纪去了。
再者，虽然在1992年，上面已定调会把市场在经济体制中放在主要位置，但地方政在府操作中仍存在政治正确压力。将国有土地长期交给外资开发，即便是商业用地，，也可能被保守派批评为\"变相卖地\"。
至于汇川保守系老干部们的势力如何，看当年的陈慎行有多狼狈就知道了：老登们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工人塞满大礼堂广场，让一省之长只能躲在办公室里不敢回家！
“舍不找孩子套不着狼。”陈东莱只得劝慰道：“机会不多，有些事情总归是要冒一点风险。”
挡风玻璃上的霜越结越厚。江自流摇上车窗时，瞥见后视镜里自己的脸：五十二岁的年纪，却已经被山城的夜雾洇出几分老相。
自己已经不再年轻。如果不能在1997年的门槛上挺进副部级，那么等待自己的，恐怕只剩下政协养老一条路。
如果自己还是石梁市长的话，那么解决副部级，似乎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94年递补为市委书记，97年满五十五岁，顺理成章提拔为副省长；
即便运气差一点，97年没能挤进副部级，那自己还有两三年的机会，再在某个地级市市委书记的任上干上两三年。即便到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才五十八岁，还是有机会再冲一冲的。
但是调到汇川之后，原先积攒的优势就消失殆尽了。
常委里排名第八的常务副，虽然权力不小，但位次着实太低。即便运气绝佳，自己能够在九七年的换届提拔中往前挪一挪，那也只能堪堪解决市委组织部长、或者市纪委书记的位置。如果要顺位递补为汇川市委副书记，说不定还要再排队，等上三年。
三年又三年，自己还有多少时间？直接退休得了！事到如今，倒不如尽全力搏一个未来。就这么放弃的话，怎么对得起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
想到这里，江自流终于下定决心。他打开车窗，旋即用金属打火机点燃了一根香烟：“还有个根本问题——轻轨票价定高了群众坐不起，定低了企业要闹，这死结怎么解？”
汇川市民的消费能力虽然很高，但大部分资金都花在了吃吃喝喝上：每周买卤煮、吃火锅、喝冰粉，这些钱花起来倒是丝毫不节省；但要让他们每周花十几块钱坐列车？恐怕没有人愿意。
陈东莱马上拿出了他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搞阶梯票价！通勤时段政府补贴，节假日的票价按市场价浮动。再拿出广告和商铺租金收入六成补贴轻轨运营。“
车内再度陷入寂静。奥迪快速行驶在青龙江二桥上，山城的灯火辉煌似乎已经遥遥在望了。
车窗半开，夜风裹挟着江水的湿气灌进来，吹散了车内残留的烟味。江自流靠在真皮座椅上，目光落在窗外——
江面上驳船的灯火拖出长长的光痕，与远处山城错落的霓虹交织在一起，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卷。他忽然想起十年前从汇川市教育局长调任为石梁行署副专员时，这一带还只有零星的厂房和农田，如今却已是高楼林立。
江湖夜雨十年灯。
想到这十年来的起起落落，江自流突然笑了。他的笑声打破沉默，逐渐变得爽朗：“东莱，把你放在开江这种地方，确实是屈才过甚。你若是跟着我来汇川，两年之内，我解决你的正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