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即位背景：权谋角逐与精心谋划
隋炀帝杨广乃隋文帝杨坚次子，本非太子之位首选。隋朝初立，秉持嫡长子继承制传统，杨勇被立为太子，杨勇生性宽厚、直率，却欠缺政治权谋机变，行事不拘小节，生活奢靡，喜好声色犬马，渐失隋文帝与独孤皇后欢心。独孤皇后秉持严苛妇德观念，不满杨勇多内宠、嫡庶不分；隋文帝则忧虑杨勇理政能力，担忧其继位后挥霍无度，危及隋朝江山社稷。
杨广却截然不同，他工于心计、善于伪装，人前生活简朴、不近女色，谦恭有礼、礼贤下士，常与文人雅士谈诗论道，营造贤德形象；私下广结朝中重臣、拉拢权臣杨素，贿赂宫闱宦官、宫女，令其在隋文帝、独孤皇后面前美言；还刻意迎合父母喜好，尊崇佛教、孝顺备至，逐渐赢得父母信任。在杨素谋划助力下，杨广巧用计谋诬陷杨勇谋反，隋文帝一怒之下废黜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公元 604 年，隋文帝病重驾崩，杨广顺利登基，却也因即位手段饱受争议，民间多有质疑其皇位合法性传言，为后续统治埋下隐患。
二、政治集权强化：机构调整与权力制衡
杨广即位后，为稳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着手革新政治架构。在中央层面，虽沿用三省六部制框架，但微调权力分配，提升尚书省执行权，令六部运作更高效，集中处理全国政务，加快决策落地；赋予门下省更多监察审核职能，严密把控诏令合理性，严防权臣擅权、政令失误；增设谒者台、司隶台等监察机构，与御史台三足鼎立，全方位监督百官，巡查地方吏治，弹劾惩处贪污、渎职官员，官场风气一度整肃，行政效率显着提升。
地方行政改革大刀阔斧，撤销州、县两级所有不必要属官，精简编制，裁汰冗员，降低行政成本；强化对地方军事管控，将原本分散地方兵权适度集中，由中央亲信将领节制，定期轮换军队驻守区域，防范地方势力拥兵自重、割据叛乱；推行科举制力度加大，增设进士科，考试内容侧重时务策论、诗赋文采，选拔标准更重才学见识，打破门阀士族对仕途垄断，吸纳寒门英才，充实官僚队伍，朝堂人才结构多元，增强皇权统治基础。
三、营建东都：战略布局与经济考量
出于稳固统治、平衡南北经济与军事格局考量，隋炀帝决意营建东都洛阳。关中地区虽为隋朝根基所在，但历经多年发展，人口密集、物资消耗大，土地不堪重负，漕运补给关中路途遥远、损耗严重；且东部长城沿线受突厥、高句丽威胁，南方陈国旧地人心未稳，洛阳恰处天下之中，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
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营建工程浩大开启，征调民夫工匠多达百万。洛阳城规划宏伟，宫城巍峨壮丽、尽显皇家威严，皇城衙署林立、司职分明，外郭城坊市规整、商贸繁荣；城内宫殿建筑融合南北风格，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同步开凿通济渠、邗沟等运河分支，连通黄河、淮河、长江水系，保障东都物资供应，促进沿线经济交流；迁徙富商巨贾、手工业者至洛阳定居，充实城市经济活力，洛阳迅速崛起为隋朝政治、经济、文化副中心，辐射中原及南方地区，利于管控全国，却因工程浩大、工期紧迫，民力耗费过度，百姓怨声载道。
四、大运河开凿：千秋工程与现实困境
大运河开凿堪称隋炀帝影响最深远举措。旨在贯通南北经济动脉，打破地域隔阂，促进物资、人员、文化交流；强化军事运输能力，便于隋朝调兵遣将，快速应对南方、北方边境战事；彰显帝国国力，巩固大一统格局。工程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达余杭，分四段历时六年开凿完成，包括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全程超两千公里，河道宽阔、水深可通巨舟。
施工期间征发数百万民夫，百姓被迫离乡背井、风餐露宿，劳动环境恶劣，死伤无数；地方官吏督工严苛，为赶工期滥用刑罚，民怨沸腾；大运河通航后，虽发挥巨大经济社会效益，南北漕运繁忙，商船穿梭，沿线兴起诸多城镇，粮食、丝绸、瓷器等物资畅行无阻，文化交融加速，可短期看，百姓未享即时红利，反而深陷劳役重负，成为隋朝社会矛盾激化导火索。
五、军事扩张：征伐四方与边境风云
军事战略上，隋炀帝野心勃勃，意图开疆拓土、威震四夷。对北方突厥，一改隋文帝时期和亲分化策略，趁突厥内乱，先后两次大规模出兵征伐，动用百万大军，志在彻底击垮突厥势力；派遣大将韦云起率骑兵突袭契丹，以少胜多，彰显隋朝军事威力；西部经营西域，重设郡县，派驻军镇守，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威慑吐谷浑等国，使其臣服纳贡；但这些军事行动战线过长、耗费巨大，军队长途跋涉、后勤补给困难，士兵疲惫不堪、战斗力损耗严重。
征伐高句丽是隋炀帝军事扩张重中之重，却成致命败笔。大业八年（公元 612 年）起，连续三次倾国而出征伐高句丽，调集兵力超百万。首次出征因战略失误、指挥不当，遭遇高句丽顽强抵抗，隋军久攻不下，又逢后勤不济、疫病流行，惨败而归；后续两次征伐，国内已民穷财尽、起义蜂起，士兵无心恋战，依旧铩羽而归，大量兵力、物资消耗殆尽，边境战火未熄，内地动荡不安，隋朝元气大伤，统治岌岌可危。
六、经济改革：税制微调与商贸拓展
经济领域，隋炀帝延续隋朝前期部分经济政策并改良。税制方面，完善“输庸代役”，依土地产出、家庭人口精准核算赋税额度，适当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垦荒，新开垦土地给予税收优惠期，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规范商税征收，统一税率标准，打击地方私自加征乱象，促进商业有序发展；改革货币铸造发行管理，加大“五铢钱”投放量，提升货币流通速度，维持币值稳定。
积极拓展内外商贸，在洛阳营建规模宏大“丰都”“大同”“通远”三市，市内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云集国内外商旅；加强与西域诸国、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派遣使者出访，邀商队来华，以丝绸、瓷器易取香料、珠宝、药材；扶持沿海港口建设，发展航海贸易，虽成果初显，却因频繁战事、劳役过重，百姓无暇顾及生产经商，经济改革成效大打折扣，难以扭转隋朝经济颓势。
七、文化整合：文艺兴盛与教育推广
文化层面，隋炀帝颇有建树，热衷文艺，自身文学造诣颇高，诗作风格豪迈大气、情感真挚，引领宫廷文学风尚；广纳文人墨客于宫廷，组织诗会、文宴，编纂《长杨赋》《江都宫乐歌》等文集，汇集当世佳作，推动文学创作繁荣，南北文风深度融合，为唐诗兴起奠定基础；尊崇佛教、道教，大兴寺院道观，邀请高僧大德讲经说法，资助道士炼丹、着述，宗教文化氛围浓郁，文化交流频繁。
重视教育普及，除中央国子监、太学培育高端人才，要求地方州县普设官学，放宽入学门槛，贫寒子弟亦有求学机会；增设专科学校，培养医学、算学、律学专业人才，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专业技能；整理典籍文献，组织学者校勘经史子集，保存文化遗产，文化事业一时昌盛，却难掩隋朝社会矛盾激化、大厦将倾危局。
八、政策综合影响：辉煌与覆灭交织
隋炀帝即位后系列政策，初衷不乏高远战略考量，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利于国家长远布局，军事扩张旨在扞卫边疆、扬威异域，文化整合促进文明传承发展；部分经济改革、政治集权举措短期成效显着，提升行政效率、活跃商贸。然政策实施节奏失控，大兴土木、频繁征伐远超百姓与国家承受力，民力过度征发、赋税沉重，致使底层民众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各地起义风起云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丛生，贵族、官僚对政策不满，地方势力伺机割据，隋朝内外交困，辉煌开局迅速转为败局，短短十余载便走向覆灭，为后世留下无尽叹息与深刻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