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征伐四夷、国力耗损的时代背景下，一位名为徐咸的治粟都尉，以农耕革新为刃，在关中大地上刻下了“仓廪实”的印记。他的一生虽未如名将、谋士般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传奇，却以“代田法”的推行，悄然改变了西汉的农业格局，成为《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的“劝农”典范。
徐咸的活跃时期，正值汉武帝刘彻在位（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这一时期，汉朝通过对匈奴的连年征战、开通西域等举措，奠定了“汉武盛世”的疆域基础，但也因军费、徭役开支巨大，导致国库空虚、粮食短缺。《史记·平准书》曾记载，当时“县官大空”，连关中地区——这个传统的“天府之国”，也因人口增长、土地长期耕作而出现肥力下降、亩产递减的问题。农业是国家根本，粮食短缺直接威胁统治根基。汉武帝因此重视农政，多次下诏“劝农桑”，并设立治粟都尉（掌管全国粮食生产与储备的官员），徐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担任此职。他的核心任务明确：提升粮食产量，尤其是在关中这一政治、经济核心区域，稳定粮食供应。
面对关中土地“久耕而瘠”的问题，徐咸没有沿用传统的“漫田法”（即随意撒种、无固定田垄的耕作方式），而是通过观察农民经验、总结前代农法，推行了一套系统的耕作制度——代田法。代田法的核心逻辑是“用地与养地结合”，具体做法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划分田垄与垄沟，将土地分成宽一尺（约今23厘米）的“垄”（高出地面的土埂）和“畎”（垄间的沟），垄与畎交替排列，播种时将种子播在畎中，减少种子损耗并利用沟内湿润环境；二是作物生长中的“垄畎互换”，随着幼苗生长，逐步将垄上的土推到畎中培护苗根，到作物成熟时垄被推平、畎变新垄，次年在去年垄的位置播种，通过轮换让土壤休养生息；三是配合中耕与除草，培土时同步除草，避免杂草争夺养分，比传统漫田法更高效。这一方法贴合关中自然条件，黄土疏松便于划分垄畎，且无需大规模兴修水利，推广成本低，农民易于接受。
徐咸深知，新农法的推行不能仅靠政令，必须以实效说服农民。他首先在关中地区的公田（官府直接管辖的土地）进行试种，组织农官与农民参与，亲自指导垄畎划分、播种、培土等环节。试种结果显着，在同等条件下，采用代田法的地块亩产比传统漫田法增加三成以上。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普通地块亩产约一石（约今20公斤），而代田法下的地块亩产可达一石三斗（约26公斤）。这一差距在粮食短缺的背景下，足以让农民主动接受新方法。试种成功后，徐咸向汉武帝上奏代田法的成效，获得朝廷支持，同时组织农官下乡手把手教学，提供少量补贴鼓励推广。短短几年内，代田法从关中的公田扩展到民间私田，成为当地主流耕作方式。
代田法的推广，直接带来了关中粮食产量的跃升。《汉书·食货志》用“徐咸劝农，仓廪始实”八个字，概括了他的贡献——这里的“仓廪”，既包括民间的家庭储备，更指官府的粮仓。粮食丰收的连锁反应显而易见：对农民而言，亩产提升意味着能留存更多粮食，避免“岁凶则流亡”，稳定了农业人口；对国家而言，关中粮食储备充足，缓解了军费供应压力，还能在灾年开仓放粮，稳定社会秩序。汉武帝后期能维持对匈奴的压制、支撑西域经营，离不开关中粮食生产的保障。徐咸还配套推行了两项措施：一是规范农具制作，推广适合代田法的“耦犁”，提升耕作效率；二是建立“农时督导”制度，保证农时，让代田法的效果得以最大化。
徐咸的生平细节在史书中记载不多，我们甚至无法确知他的具体生卒年份，但他的贡献却因“仓廪实”的实效被载入史册。在《汉书》中，他与推行“休养生息”的汉初农官并列，被视为“重农”政策的践行者。代田法的影响并未随徐咸的离任而消失。此后，西汉后期的农学家泛胜之在《泛胜之书》中进一步总结其原理，将其与“区田法”等结合，形成更系统的农书。直到东汉，关中地区仍沿用代田法的核心思路，成为中国古代“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重要源头之一。
徐咸的一生，没有金戈铁马的功业，却以一场农耕革新，在“汉武盛世”的宏大叙事中，写下了“劝农”的注脚。他的智慧在于：不空谈理论，而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用可操作、见效快的方法解决粮食危机；不依赖强制推行，而是以实效赢得认可。这种“务实兴农”的精神，让他虽非显赫名臣，却成为中国农业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毕竟，对百姓而言，仓廪里的粮食，永远是最实在的“盛世”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