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的徐氏，虽未在正史中留下专门传记，但其作为司空李冲之母的身份，以及洛阳出土的《李夫人徐氏墓志》（刻于517年），为后人勾勒出这位北朝士族女性的生平轮廓。她的一生虽多见于对其子李冲的辅佐，却深刻折射出当时士族社会中母教传统的重要性，以及女性在家族传承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墓志记载与相关史料推断，徐氏的出身应与北朝中等士族家庭相关。北魏时期，士族联姻注重门当户对，徐氏能嫁入李氏家族，其家族背景必然与李氏有着相近的社会地位。李氏家族在北魏并非顶级豪门，却在政治舞台上逐渐崛起，这为徐氏日后的家庭教育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徐氏的丈夫李宝，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归顺朝廷，历任多个地方官职，虽未达权倾朝野之位，却为家族奠定了政治根基。然而，李宝早逝，使得徐氏不得不独自承担起抚养子女、主持家事的重任，这也为她“教子成名”的事迹埋下了伏笔。
作为母亲，徐氏对子女的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而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对李冲的培养。墓志中“教子成名”四字，虽简洁却分量十足，直接点明了她在李冲成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北魏时期，士族阶层极为重视家学传承，而母亲作为子女启蒙教育的首要承担者，其教育理念与方式直接影响子女的未来。徐氏对李冲的教育，并非局限于简单的知识传授，更包含了对士族伦理、政治素养与人格品质的塑造。
从李冲后来的人生轨迹来看，徐氏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李冲年轻时便以才学出众闻名，北魏孝文帝时期，他深受重用，历任中书令、侍中、司空等要职，成为推动孝文帝改革的核心大臣之一。他主导的“三长制”改革，整顿了基层治理体系，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对北魏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意义深远。而李冲身上展现出的务实精神、政治远见与士族风骨，很难说不是徐氏自幼教导的结果。墓志中虽未详述徐氏的具体教育方法，但结合北朝士族的教育传统，可推测她不仅会亲自传授儒家经典、历史典籍，更会以自身言行示范士族应有的操守——如重视信誉、恪守礼法、体恤宗族等。
除了对李冲的培养，徐氏在家族事务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丈夫早逝后，家族的内部协调、宗族关系的维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她的主持。北魏时期，士族家族往往人口众多、分支繁杂，家族内部的稳定是其在政治风浪中立足的基础。徐氏以女性之身维系家族团结，既要处理内部的利益纠纷，又要协调与其他士族的关系，其处事能力与威望可见一斑。这种对家族事务的打理，实际上也为李冲专注于仕途扫清了后顾之忧，使他能在朝堂之上专心施展才华。
徐氏的生活年代，正值北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的前夕，社会处于剧烈变革之中。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虽在她晚年逐渐展开，但此前北方士族已在潜移默化中吸收汉文化元素，而母教正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徐氏作为士族女性，本身便深受汉文化影响，她对子女的教育，本质上是将儒家伦理与士族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这使得李冲在后来的改革中，能够自然地融入汉化浪潮，成为推动文化融合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徐氏的教育实践，既是北朝士族母教传统的体现，也间接参与了当时的社会变革。
517年，徐氏去世后，其墓志被精心镌刻，随葬于洛阳。墓志的撰写者显然对她的一生有着深刻了解，特意突出“教子成名”这一核心事迹，既是对她个人价值的肯定，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士族女性角色的认知——在男性主导的政治与社会中，女性的成就往往通过子女的成功来彰显，而母教则是她们实现这一价值的重要途径。这方墓志不仅是徐氏个人生平的记录，更成为研究北朝士族母教传统的珍贵实证，让后人得以窥见当时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独特的存在意义。
纵观徐氏的一生，她没有在政治舞台上直接发声，也未曾留下传世的着作，但她通过对李冲的教育，深刻影响了北魏中期的政治格局；她以女性之身主持家族事务，维系了士族的稳定与传承；她的事迹被刻入墓志，成为北朝士族母教传统的鲜活注脚。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徐氏以自己的方式，在家族与社会的框架内实现了个人价值，其生平虽简，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后人理解北魏士族社会的运作、女性的角色与地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