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商，字号虽未详载于正史，但其人生轨迹与唐宣宗李忱在位的“大中之治”深度交织，以清正持重之姿官至宰相，成为晚唐政治舞台上一位以“宽简”着称的重要官员。其生平事迹虽散见于《旧唐书》《新唐书》及唐代文人碑记中，却仍可勾勒出一位循吏名臣的清晰轮廓。
徐商出身于官宦世家，其家族在中唐以后便有仕宦传统，这为他早年接受系统教育、熟悉官场规则奠定了基础。史载其“博通经史，尤精《礼记》”，青年时期以科举入仕，初授地方佐官，凭借扎实的学识与务实的作风逐步晋升。在地方任职期间，他便展现出“不务苛察，重民生息”的治理理念——任地方县令时，恰逢辖区遭遇旱灾，他并未照搬朝廷苛捐杂税之令，而是上奏朝廷请求缓征赋税，并组织百姓开渠引水，最终缓解灾情，当地百姓为其立碑记功，这也成为他“为政宽简”思想的早期实践。
唐宣宗即位后，朝廷亟需一批能革除穆宗、敬宗以来弊政的官员，徐商因地方政绩突出被调入中央，历任刑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御史中丞等职。在刑部任上，他针对当时司法审判中“刑讯过滥、冤案迭出”的问题，奏请修订《大中刑律统类》的配套细则，主张“审案需重证据，禁绝逼供”，推动朝廷规范司法流程，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任御史中丞时，他秉持公正，弹劾了数名贪赃枉法的地方节度使属官，即便涉及权贵也不退缩，虽因此得罪部分朝臣，却赢得了宣宗“刚正不阿，可任大事”的评价，为其日后拜相埋下伏笔。
大中十二年（858年），徐商因在户部任上成功调配粮草、缓解江淮地区粮荒，被宣宗擢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正式跻身宰相之列，成为朝政核心决策者之一。彼时唐朝虽处于“大中之治”的余晖中，但内有宦官势力暗流涌动，外有藩镇割据隐患未除，徐商拜相后，始终以“宽简为政，稳定大局”为核心策略，主要政绩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在经济上，他反对过度搜刮百姓，奏请废除江淮地区多项苛捐杂税，同时鼓励农民开垦荒田，由官府提供种子与农具，短短两年间，江淮地区耕地面积增加，粮价稳定，为朝廷提供了稳定的财税来源；其二，在军事上，他主张“以安抚为主，武力为辅”处理藩镇问题——面对成德节度使王绍鼎死后的权力真空，他力排“派兵镇压”的提议，奏请宣宗任命王绍鼎之弟王绍懿继任，避免了藩镇兵乱，同时加强中央对藩镇的财税监管，既维护了地方稳定，又强化了中央权威；其三，在人才选拔上，他主持科举考试时，坚持“重才德，轻门第”，录取了一批出身寒门却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晚唐名臣的刘瞻，为朝廷注入了新鲜血液。
徐商为相期间，始终保持低调务实的作风，从不结党营私，也不追求奢华生活。史载其“居相位三年，所居宅第仍为入仕时所购，未尝增修”，日常饮食也极为简朴，与当时部分官员的奢靡之风形成鲜明对比。他与同为宰相的崔慎由配合默契，两人均以“宽简”为治政原则，共同辅佐宣宗维持朝政稳定，史称“宣宗末年，朝政清明，商与慎由之力居多”。
大中十三年（859年），唐宣宗病逝，唐懿宗即位。由于懿宗更倾向于任用迎合自己的官员，徐商的“宽简”政策逐渐被激进的改革措施取代，他也于咸通元年（860年）主动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外放为荆南节度使。在荆南任上，他依旧沿用“宽简”治理，减轻百姓徭役，修复长江堤防，当地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数年后，徐商因年老体弱请求致仕，朝廷准其返回长安养老，最终病逝于家中，追赠太尉，谥号“文懿”。
徐商的一生，始终以“宽简”为治政核心，无论是地方任职还是身居宰相，都坚持体恤百姓、稳定大局，在晚唐动荡的政治环境中，为“大中之治”的延续与地方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为官之道，不仅成为晚唐循吏的典范，也为后世官员提供了“以宽治国，以简行政”的宝贵借鉴，其事迹虽未被单独列传详述，却在正史的字里行间，留下了一位务实名臣的清晰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