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七年（1092），冬月二十三日。
朝廷下诏，各级官吏、诸色人诸般欠负官钱，在元丰八年三月六日大赦以前者，五百贯以下并与除放；五百贯以上者，奏裁差侍从官与户部同点检催督，限一年毕。诏翰林学士顾临、御史中丞李之纯与户部长贰依赦施行，仍就本部置司。
这也算是苏东坡长久以来的努力争取的结果吧，得知消息的东坡先生再次乞请外放越州，朝廷不允。但朝廷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将苏东坡改任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这也是做到了“物尽其才、人尽其才”了。
在东坡先生再三的辞免下，朝廷始终不肯松口，东坡只好就任。
好友陈师道寄诗来，劝东坡先生早日归田，东坡又何尝不想呢，无奈使命在身，身不由己啊。王诜驸马想要东坡先生收藏的一方仇池石，东坡就让王诜用他收藏的韩干所画马易之。
冬月二十四，哲宗皇帝亲至景灵宫，次日又至凝祥池，这一路均由钱勰、蒋之奇与苏东坡扈从保驾。这段时期，钱勰、蒋之奇、王钦臣与苏东坡频频在一起诗词唱和，以至于被时人称之为“元佑四友”。
进入腊月，苏东坡向朝廷三荐赵令畤，可谓是呕心沥血。
文彦博之子文及（字及甫）赴河阳守，马正卿、毕仲游来访，程之元赠海中柏石，东坡先生一一都表示了自己的心意。对于起居舍人的人选，苏东坡向朝廷举荐了自己信得过的老乡——眉州彭山吕陶（字元钧）来接替自己。
元佑八年（1093）元日，立春。
苏东坡唱和了秦观与王钦臣的诗文，驸马爷王诜奉诏押高丽宴射时赋了诗，东坡先生亦有唱和。高丽使人在大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元旦朝见讫，后二日，诣南御苑试射，朝廷旋选能射武臣伴射。射毕，赐宴。王驸马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赋的诗。
正月十四，满朝上下同庆上元节。
苏东坡侍宴宣德楼上，“澹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侍臣鹄立通明观，一朵红云捧玉皇。”（《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东坡先生即席赋诗三首呈观同列。
年后，包拯的外甥文勋出任福建路转运判官，太常博士陈祥道赐绯，蒋之奇要出知熙州（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东坡先生都一一为之作诗或送行。学生李方叔来见，东坡与他谈及为哲宗皇帝侍讲的关于论进学须好乐中有所悟人事。
东坡先生说，近日他在讲筵上侍讲时曾斗胆对哲宗皇帝讲过，人君之学与臣庶有异：
庶民幼时常驱率读书，初甚苦之，渐知好学，则自知趣向，既久则中心乐之，既有好乐之意，则自进不已。古人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陛下上圣，固与中人不同，然必欲进学，亦须自好乐中有所悟人，且陛下之学，不在求名与求知，不为章句科举计也。然欲周知天下章疏，观人文章事实，又万机之政，非学无所折衷。上甚以为然。
东坡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字叔益）归钱塘，吴安诗（字传正）作《枯木歌》，黄寔（字师是）出任两浙刑狱，以及东坡先生将自己的端砚及墨赠给好友范祖禹，文同去世十四年后，东坡又在吕陶（字元均）家见到了大表哥的亲笔画《槎竹图》等等，都有诗词唱和。吕大临（字与叔）卒于去年五六月间，东坡先生为之作了挽词，还为晁说之的《考牧图》作了诗。
忙完这些，苏东坡上奏《上圆丘合祭六议劄子》，认为圆丘合祭符合天地之心，不应再有什么更改。接着就高丽使者在境内卖书的现象三次上书朝廷，要求严加制止，不然将会沿袭成例，给增加民间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吕希哲（字原明）除右司谏（七品，掌规谏讽谕，箴诲鉴戒、拾遗补过。），赵令畤以颍州签判出任光禄寺丞。而时任太中大夫、中书侍郎的范百禄被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原因是朝中有人说范百禄实位中书，岂有同罪异罚之理。且范百禄援引亲党，与苏东坡、苏辙结为朋比，徇私害政。
范子奇（字中济）将出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市），东坡先生与钱勰、范纯仁、王钦臣等饯于信安西园，几个人分韵作诗以贺。宋时的庆州属永兴军河中府，据说郭子仪镇河中日，河甚为患，子仪祷河伯曰：水患止，当以女奉妻。已而河复故道，其女一日无疾而卒。子仪以其骨塑之于庙，至今祀之。
就在苏东坡忙于公私事务之际，以礼部尚书的名义向朝廷上书关于居丧婚娶条例的修改事宜时，监察御史黄庆基、董敦逸开始接连上疏乞请朝廷减杀川人太盛之势。
四月初七，苏东坡又与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一同向皇上上奏了整理校正唐朝宰相陆贽的所有奏议，以便陛下放在座位旁边随时观览，就像见到陆贽本人一样。
雍丘令米芾来书，说他们县上地里的麦叶都被虫吃光了，而麦穗却都还完好无损。
正好金部郎中（尚书省金部曹长官，与“金部郎”互称） 张元方来访，说自古以来麦豆不曾有虫，有虫本就是奇事，既然虫吃了麦叶，麦穗就会受损。所幸有一种小甲虫，看见麦叶上的虫子就会上去咬断它的腰而去，民间把这种甲虫叫做“旁不肯”。
次日，李方叔、李端叔、秦少游来访，此时东坡先生已经入住东阙的宅第。
四月十五，朝中传来了监察御史董敦逸罢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为福建路转运判官的消息，朝野上下皆知此二人被罢皆是由于诬告尚书右丞苏辙与吏部尚书苏轼所致。其上奏的措辞为：
“ 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陛下擢之于罪废之中，置之于侍从之列，出守大藩，固宜奉法循礼，而乃专以喜怒之私，轻废朝廷之制。”，“苏辙怀邪徇私，援引党与，祜势曲法，务与其兄弟为肘腋，以紊乱朝政。”
可见董、黄二人的用心之险恶，用语之歹毒。他们还在苏东坡历来所行的勅文中捏造了大量的所谓对朝廷的不恭之语，试图将苏东坡置于死地。
面对这种局面，苏辙也不甘任人宰割，他联合吕大防对黄庆基的诬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苏辙奏道，黄庆基所言苏东坡所撰李之纯等六人的诰文对神宗皇帝构成毁谤，其用意纯粹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苏东坡也亲自上了辩解的劄子，说此前对于朝廷流放的那几个奸臣的告词，都是原来所下达的谕旨，自己绝不敢有所增减。
对于陆师闵告词中的“百般扰民，怨声载道” ，黄庆基说是在诽谤指斥朝廷，东坡辩解称这份告词本不是自己写的，中书省那里有存底，也有签名，可以派人去核对。另外，如黄庆基所奏自己在颍州乱用官府钱财之事，所有用度都在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派人核查。至于说自己在宜兴县强买曹姓人家土地之事，当时已经申报尚书省。自己填列皇上的侍从之列，知道曹家是为了图财才告发的，当时自己已经允许他们原价赎回了。案卷现在还在户部，完全可以派人去详查。
苏东坡的极力辩解，最终得到了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专门派门下侍郎苏辙前往苏东坡处宣读了无罪的谕旨。东坡先生听到谕旨后，“感恩之涕，不觉自零”，决心“庶全蝼蚁之躯，以报丘山之德”。
而黄庆基之流，再一次受到了朝廷的责罚，为他们这些龌龊不堪的行径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等苏东坡就此事上完致谢的劄子后，又就《元佑贡举敕》中对于科举中考题的选取上了劄子，建议今后考题在《九经》、《孝经》、《论语》与所有子书、史书中随便出，这样也就能够足以表达朝廷选拔考生的主旨，本来只以诗赋的工整与否作为取舍的标准，不以不全之文掩盖其所不知以蒙混考取，对于鼓励和培养忠厚的风气，会大有裨益。
朝廷诏准了东坡的建议，至此以后，科场未再得出制度题目。
道人姚安世来访，东坡先生作《次丹元姚先生二首》以赠。唐宋之时，凡道人皆称先生，又以其老者为老先生，所以东坡将姚道士称为姚先生。
而据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所言，姚丹元曾被东坡先生极力推崇，直以为其为李太白所化，尤奇之，先后赠其诗文数十篇，待之甚恭。此人本为京城王氏子弟，因不肖为父所逐去，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聪慧，因取道藏遍读，或能成颂，又多得方术丹药。大抵有口才，好大言，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故能成其说。浮沉江淮，屡易姓名，东坡初不能辩也。
“公堂开后阁，凡木愧华簪。栽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王钦臣数月前赠了一些桧树苗，东坡先生将其种之礼曹北垣下，如今已经百余日，树苗“蔚然又生意”，东坡喜而作了诗。
如今的钱勰已移至开封府，表弟程之元（字得孺）为广南东路提刑，东坡先生分别致简诉说了别后之谊。姚安世复传其所得的李太白诗《人生烛上花》、《朝披云梦泽》二首，东坡为之作了跋。
吴复古前来京师，向苏东坡求度牒想出家。
关于吴复古想要出家的事，东坡先生前年在京师时就曾听他提及过，也多次劝他不必这样做，因为想出家在家乡出家就够了。但老吴已是铁了心要出家，还频频发誓唯恐实现不了。东坡见他态度如此坚决，就只好为之讨了一个出家的度牒。
吴复古得到度牒后，拿着度牒来到东坡先生处致谢，还赠以自己珍藏的扇山枕屏。东坡赠以诗文。
吴复古又名吴子野，号远游，生於海阳县蓬洲都渔洲乡（今属汕头市龙湖区渔洲乡延陵居委）。父吴宗统为翰林院侍讲，他为皇室教授。因双亲去世，归揭阳南潮结庐守墓三年，并设帐课徒。事后离家到潮阳县麻田山（今属潮阳市）筑远游庵，云游四方，广交学人，尤与东坡兄弟最为知交，常一起研讨庄子和老子的学说。可能是养生有成吧，此人一直活到九十六岁。
苏东坡被贬江南时，吴复古并不避忌，与他常还有书信往返。
六月初八，苏东坡向朝廷上书仍想乞请外任，这次目标明确地想要求去越州。而十八天后，诏命下达：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散郎苏轼除知定州（别名中山府，今属河北省，治所在安熹，也就是今定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