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安南，皮木义在办公室里，如同一头困在笼子里的受伤野兽，暴躁地踱步。
墙上那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上，代表牛角山区域的那个红圈，此刻在他眼中是如此刺眼，仿佛在无声地嘲笑着他的无能。
他刚刚再次向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提交了一份措辞极其沉重、甚至带着几分推诿意味的战况报告。报告中，他极力渲染了以周江河为首的“牛角山匪部”的“凶顽”与“诡谲”，将其描述为拥有“不明来源的、远超常规土匪武装的精良装备”和“神出鬼没、极具欺骗性的战术”的劲敌。
更重要的是，他着重强调了牛角山匪部与太行山八路军主力王震山部“联系日益紧密”，“有相互靠拢、形成更大匪患的趋势”，声称若不加以重视并投入重兵清剿，恐将成为帝国在华北腹地的“心腹大患，第二颗毒瘤”！
这份报告，在日军华北方面军高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原本，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太行山核心区域的八路军主力上，对于安南县这类“后方”区域的零星抵抗，并未完全放在心上。但皮木义的报告，尤其是关于“两部靠拢”和“精良装备”的描述，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
几天后，来自华北方面军的严厉斥责和新的作战指令同时抵达安南。
斥责是针对皮木义的“清剿不力”和“夸大敌情”。但紧随其后的指令，却完全采纳了皮木义“加强布防、重点围困”的建议。
一时间，安南县，特别是作为进出牛角山重要门户和区域物资集散地的元宝镇，风声鹤唳，气氛空前紧张！
日军明显增强了在这一带的军事存在：
增兵驻防：从邻近战区调来的一个完整的日军中队，携带着重机枪和迫击炮，进驻了元宝镇，与原驻守的伪军一个营混编，使得元宝镇的日伪军兵力达到了近六百人。
以元宝镇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主要通道、制高点，开始大规模修建钢筋混凝土的炮楼和碉堡。这些碉堡不再是简陋的土木工事，而是配备了探照灯、机枪射孔，甚至小型平射炮的坚固据点，彼此之间形成交叉火力网，严格控制着交通要道。
围绕着元宝镇外围，挖掘了宽深各达数米的封锁沟，沟内埋设竹签、铁蒺藜，沟外设置铁丝网，只留下少数几个由重兵把守的检查通道。
推行极其严酷的保甲连坐制度，每日清查户口，对往来行人进行严格盘查和搜身，稍有嫌疑即刻抓捕。同时悬以重赏，鼓励告密，企图从内部瓦解抵抗力量的基础。
严格管制食盐、火油（煤油）、药品、铁器等重要物资的流通，凡是试图向山区方向运输超过生活必需量的物资，一律以“资匪”论处，就地枪决。
整个元宝镇及周边区域，仿佛被套上了一个不断收紧的铁箍，日伪军巡逻队昼夜不停，刺刀的寒光和皮靴踩踏路面的声音，让镇上的百姓噤若寒蝉，牛角山向元宝镇联系的渠道，几乎被完全切断。
……
“周哥，鬼子这回是下了血本了！”小伍从元宝镇外围侦察回来，向江河汇报，“镇子现在像个铁刺猬，炮楼修了七八个，封锁沟又宽又深，巡逻队一拨接一拨，咱们的人根本混不进去，里面的消息也传不出来。”
三江好也补充道：“通往山外的几条小路，也被鬼子设了暗哨，咱们的桑蚕鱼基地虽然隐蔽，但长期下去，人员进出和物资转运肯定会受影响。”
江河听着汇报，脸上却不见丝毫紧张，反而露出一丝讥诮的笑容。“皮木义这是被我们打怕了，想用乌龟壳战术把我们困死。”他走到墙壁前，那里粗糙地刻画着牛角山及周边区域的地形图。
“他以为封了元宝镇，断了外界的联系，我们就会饿死、冻死、弹尽粮绝？”江河的手指轻轻点在山腹的位置，那里，是他最大的依仗——“宝藏仓库”。
“告诉大家，不用慌。鬼子修他们的碉堡，我们过我们的日子。”江河语气轻松，“粮食，咱们有的是；枪支弹药要多少有多少；被服、药品、煤油……咱们哪样都不缺？让他们封去吧！”
他顿了顿：“鬼子把重兵摆在元宝镇，看似严密，实则也分散了他们的兵力，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他们不敢轻易进山，而我们……”他嘴角勾起，“想出去‘逛逛’，方法多的是。那些碉堡，看着吓人，不过是固定的靶子罢了。”
江河的镇定和自信感染了众人。确实，拥有山腹中那个近乎无限的宝藏仓库，是他最大的底气，日军的封锁对他们而言，效果大打折扣。牛角山内部，依旧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训练和生活。
然而，与牛角山的“从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主根据地，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
李正雄政委派来的联络员，这次带来的不再是请求物资支援的信件，而是字里行间都透着焦灼与悲壮的求援信息。
“江河同志，王震山司令员部情况万分危急！”联络员嘴唇干裂，眼窝深陷，显然经历了长途跋涉和巨大的心理压力，“鬼子华北方面军调集重兵，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他们采取‘梳篦战术’，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烧毁村庄，屠杀百姓，企图彻底摧毁我们的生存基础！”
“王司令员他们被迫不断转移，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部队极度疲劳，伤亡很大。最严重的是，我们的物资补给线被完全切断！粮食早已告罄，战士们靠野菜、树皮充饥；弹药所剩无几，很多战士枪里只有两三发子弹，要靠拼刺刀才能突围；伤员……伤员更是悲惨，没有药品，没有绷带，很多重伤员只能……只能硬扛着，牺牲率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