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不难。”他说，“难的是信任重建。但现在，只有这种方式能防止再被‘合法地偷’。”
秦峰沉默良久，问：“你会做吗？”
“我已经写了原型。”姚小波冷笑，“你们搞情怀，我来设防火墙。”
当天下午，秦峰带他去了城西的老影院废墟。
那里只剩半堵墙和一段坍塌的顶棚，银幕早已腐烂，支架歪斜地插在瓦砾中。
风穿过空洞的窗框，发出呜咽般的呼啸。
秦峰从口袋里掏出一副骨传导耳机，递给他一只。
“听。”
音乐响起——是许嵩刚完成的另一个版本。
没有修饰，没有混音压缩，保留了全部原始噪音：观众咳嗽、小孩哭闹、连放映机卡带时那一声刺耳的“咔哒”都原样呈现。
姚小波听着听着，眉头渐渐松开。
“这不是为了好听。”秦峰说，“是为了诚实。这些声音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美，而是因为它们真。一旦我们允许别人随意剪裁、美化、包装它们，它们就不再是记忆，而是消费品。”
姚小波摘下耳机，看着脚下碎裂的地砖，忽然说：“我小时候在这儿看过《少林寺》。那天全场都在学李连杰喊‘哈！’……原来那个声音，还在。”
他点点头：“系统我继续做。但这次，我们要让每一个节点都知道——他们守的不是数据，是时间。”
几天后，周师傅来了电话。
他在电话里只说了句：“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见面地点约在修缮队仓库。
老人没多话，从工具箱底层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打开后，里面是一排微型录音带，标签手写，字迹模糊：“东直门桥墩·夏夜涨水声”“鼓楼东大街·雪后扫帚划地”“西四北六条·97年冬日晨炊”。
“这些都是我没报上去的。”他说，“档案不要这些，说不够典型。可我知道，哪一声预示结构要裂，哪一响说明地基下沉。建筑会说话，只是大多数人不听。”
他同意成为首个物理备份点。
在仓库地下，他会砌一面“声音墙”——每块砖内嵌一个微型录音胶囊，封装一段原始声纹。
位置不联网，不公开，仅靠口述传承坐标。
“真到了谁都管不了的时候，”他说，“至少还有人能挖出来，听听过去到底长什么样。”
消息传回麦窝团队当晚，一条新的日志悄然生成：
【分布式节点注册｜Id：bJ-Rc01｜类型：离线物理备份｜接入人：周某（古建队）｜验证密钥已生成】
而此时，在市规划展览馆办公室里，吴志国正翻阅一份名为《城市感官修复试点项目》的申请书。
他勾选了“小额资助”类别，预算栏写着“用于老旧设备回收与基础声学检测”。
审批流程预计七个工作日。
他合上文件，低声自语：“别等批准……”吴志国拿到那笔三万元的小额资助，审批流程卡在财政局，预计七个工作日——但他没等。
他提前两天就把钱取了出来，现金装进一个旧公文包，第三天一早就骑车去了潘家园旧货市场。
他在一堆报废的广播电视器材里翻了三个小时，挑出六台还能用的便携式录音机，又淘了十二支指向性麦克风、一批磁带和几套充电设备。
卖家是个退休电台工程师，见他不讲价、不犹豫，反而问了句：“是给谁做这事？”
吴志国只答了两个字：“留声。”
下午三点，他把东西拉到德云社后巷的排练厅外，秦峰已经在等。
两人没多话，当面清点设备，一一编号登记。
吴志国从包里抽出一张纸递过去——是一份采购清单，每项后面都标好了价格和来源，“别走账，先拿着用。报销的事我来扛。”
秦峰接过清单，指尖摩挲着纸上墨迹，忽然觉得这薄纸比合同更重。
他知道，这是体制边缘人冒着风险递来的一根绳索，不是为了升迁，也不是为了政绩，而是信了他们说的“声音不该被遗忘”。
当晚，培训开始。
地点是奶奶家的老宅地下室。
几十年前这里曾是地下联络点，如今水泥墙斑驳，灯泡悬在低矮的顶上，照出一片昏黄。
几张折叠桌拼成长案，设备摆开，像一场秘密会议的现场。
赵小满带着五个哨兵来了，有社区电工、退休教师、还有个送快递的年轻人，都是姚小波筛选出的第一批节点运营者。
他们不懂什么区块链，也不关心技术术语，只听得懂一句话：“你们录下的声音，将来谁也删不掉，改不了。”
秦峰站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台改装过的录音机。
“我们不用最好的设备，但要用最对的方式。”他说，“重点不是音质完美，是真实完整。哪怕风吹麦浪的声音里混进了咳嗽，也要留着。因为那是人的痕迹。”
他教他们如何避开电子噪声、怎样判断环境本底音、什么时候该关掉自动增益。
没有ppt，没有术语堆砌，全是土办法：拿毛巾裹机器防抖，用木箱做临时隔音罩，甚至教他们在暴雨前抢录屋檐滴水的节奏——“那不是背景音，是时间的脚步。”
奶奶端着热茶进来时，没人说话。
她把杯子一个个放下，走到角落停下，望着这群年轻人摆弄机器，轻声说：“当年我们藏情报，靠的是死记硬背、烧纸成灰。现在你们藏声音，也是怕以后没人信啊。”
那一晚，没人提前离开。
几天后，系统进入最终调试阶段。
秦峰守在麦窝服务器机房，屏幕上跳动着最后一道确认程序。
【是否永久切断中央服务器自动同步？】
一旦点击“是”，意味着所有数据将不再汇总于任何单一控制中心。
原始声纹分散存储，调用需多重验证，连他自己也无法单独解锁。
这意味着彻底放弃“中心化管理”的便利，也斩断了资本或权力轻易攫取的路径。
他想起徐新当初冷笑的话：“没有边界的数据，等于没有价值。”
可他知道，真正的价值，恰恰藏在那些不愿被规训的毛边里。
手指悬停片刻，他按下确认。
窗外，夜色正浓。
赵小满带着新一批哨兵穿行在废弃办公楼之间，每人戴着头灯，背包里装着刚领到的设备。
光点在断墙残垣间移动，连成一条微弱却坚韧的光链，像是城市肌体下悄然复苏的神经末梢。
而在市规划展览馆的指挥中心大屏上，代表数据流动的曲线骤然断裂——随即，从无数零星节点重新亮起，细密如星火燎原。
整座城市，仿佛悄悄睁开了另一双眼睛。
话筒还没递过去。
赵小满是第一个进纺织厂家属区的“哨兵”。
他背着设备包，头灯在清晨的薄雾里划出一道微弱的光束。
家属区已经空了大半，墙上的“拆”字用红漆刷得潦草而坚决，门框上挂着未摘净的春联，风一吹，纸角扑棱棱地响。
他打开录音机，调试增益，开始走动记录。
脚步声、空房回音、水管滴水、远处塔吊的转动声——这些都将被标记为“城市肌体的呼吸频率”。
可刚录到第三栋楼，人群就围了上来。
不是闹事的人，是一群老人。
他们站在楼道口，手里攥着塑料袋、扫帚、晾衣竿，眼神警惕又疲惫。
“你们拍房子，为什么不拍我们活着的样子？”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突然吼了出来，声音沙哑却穿透力极强。
她手指颤抖地指着赵小满胸前的麦克风，“我在这儿住了四十二年！我男人在车间倒下的那天，你们在哪儿？现在要拆了，你们拿着机器转一圈，就想把一切都拿走？”
没人回答。
赵小满低头看着自己的设备，忽然觉得那支指向性麦克风像一把枪。
他想解释这是为了留存记忆，是为了对抗遗忘，可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
他知道，在这些人眼里，自己和那些来拍短视频博流量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都是路过者，带着好奇，带着任务，然后转身离开。
他默默关掉了录音。
当晚，他在临时租住的小屋里翻看采访提纲。
那是于佳佳团队拟定的标准问卷：您在这里住了多久？
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对拆迁有什么看法？
……问题工整、逻辑清晰，像一份合格的社会调查模板。
可他一笔笔划掉，涂改，再重写，最后整张纸被揉成一团扔进墙角。
凌晨两点，他撕掉所有预设问题，在空白页上写下一句话：
您想让谁听见您说话？
第二天，他没带录音机出门。
他拎了一小筐毛豆，坐在八号楼前的石凳上，找了个晒太阳的位置坐下。
那位吼过他的老太太也在，眯着眼剥豆子。
赵小满也不说话，就坐在旁边，一颗颗剥，豆荚裂开的声音清脆而安静。
十分钟，半小时，一个小时过去。
风吹动电线上的旧塑料袋，像一面破旗。
直到快中午时，老太太忽然开口：“我男人……就是在车间倒下的。”
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
赵小满没动，也没掏出设备，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那天他值夜班，心梗。送医院前还跟我说‘明早记得给孩子煮粥’。”她顿了顿，手里的豆子停了一下，“可后来呢？厂没了，房要拆，孩子搬去郊区，连墓都迁了三次。现在没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这片地要盖商场。”
她说完，继续剥豆子，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但赵小满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开始流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