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我掀开卷帘门时，露水还凝在玻璃上。巷口的路灯刚灭，天是那种发蓝的灰，像块没洗干净的抹布。我叫老陈，在这条巷子里开了十二年面馆，街坊都喊我陈哥。
案板上的面团是凌晨和好的，醒得正好，手指按下去能慢慢弹回来。我挽起袖子准备揉面，忽听身后传来拖沓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裤脚沾着泥点，像是刚从工地上来。
“老板，还有面吗？”他声音有点哑，眼睛盯着价目表，喉结动了动。
我指了指墙上的价目：“有，素面八块，加蛋十块，加肉十五。”
他手指在口袋里攥了攥，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和两个一块，摊在柜台上：“素面，加个蛋吧。”
我应了声，转身下面。灶上的水正咕嘟冒泡，扔进去一把碱面，筷子搅两下就浮了起来。捞出来装在粗瓷碗里，浇上骨汤，撒把葱花，最后卧了个溏心蛋。他坐在靠窗的桌子，腰板挺得笔直，却吃得很慢，像是在数面条。
我擦着桌子，余光瞥见他时不时往门外瞟，额头上渗着汗，明明店里开着风扇。吃到最后，他把汤喝得干干净净，连碗底的葱花都扒拉进嘴里，然后掏出烟盒，空的，又塞了回去。
“老板，结账。”他起身时，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
我指了指柜台上的钱：“付过了。”
他“哦”了一声，眼神有点慌，手在口袋里摸了摸，又放下，转身往外走。刚走到门口，突然停下，回头看了眼柜台，又看了看我，脚步顿了顿，还是推门出去了。
我收拾碗筷时，发现柜台是空的。那十二块钱没了。
心里咯噔一下，不是心疼钱，是觉得蹊跷。刚才他明明把钱放在柜台上，我低头下面的功夫，怎么就没了？我走到门口，看见他正往巷口走，脚步很快，背影有点佝偻。
鬼使神差地，我跟了上去。
他没打车，顺着马路牙子往前走，拐进了旁边的老旧小区。小区墙皮掉了大半，楼道里堆着杂物，一股潮湿的霉味。他在三楼停住，掏出钥匙开门，手有点抖，试了三次才插进锁孔。
我站在二楼楼梯口，听见门里传来孩子的哭声，还有个女人的咳嗽声。
“爸，你回来了！”是个小女孩的声音，大概五六岁。
“嗯，饿了吧？”男人的声音放软了些。
“妈妈又咳了，说胸口疼。”
“没事，爸爸带了药。”他顿了顿，“今天……今天工地结了点钱，明天带妈妈去医院看看。”
“真的吗？那妈妈就不疼了？”
“嗯，不疼了。”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了，转身下楼时，踩空了一级台阶，差点摔倒。回到面馆，我从抽屉里数了两百块钱，又装了两包刚买的挂面，往小区走。
敲门时，还是那个小女孩开的门，梳着两个歪歪扭扭的辫子，大眼睛像小鹿。看见我，她往后缩了缩，喊了声“爸爸”。
男人从里屋出来，看见我时，脸“唰”地白了，手猛地攥住衣角：“老板，你……”
“忘了给你找钱。”我把钱和挂面递过去，“刚才忙晕了，素面加蛋是十块，该找你两块。”
他嘴唇动了动，没说话，眼睛红了。里屋传来女人的咳嗽声，撕心裂肺的，听得人揪心。小女孩跑进去，奶声奶气地说：“妈妈，叔叔给我们送面条了。”
“谁啊？”女人的声音很虚弱。
“面馆的老板。”男人的声音有点哽咽。
我往屋里瞥了眼，陈设简单得可怜，一张旧木桌，两把椅子，靠墙摆着张行军床，一个女人躺在上面，盖着厚被子，脸色苍白得像纸。
“我……我不该拿那十二块钱。”男人突然蹲下去，双手插进头发里，“我实在没办法了，她肺上长了东西，今天疼得厉害，孩子也饿了两天……那十二块是我最后一点钱，本来想明天带她去拍片子的。”
我鼻子一酸，把两百块塞进他手里：“拿着，先去看病。面钱我请客，这钱你拿着周转，以后有了再还。”
他抬头看我，眼泪掉了下来，砸在手背上：“我……我会还的，一定还。”
“不用急。”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明天我给你留碗牛肉面，加双份肉。”
下楼时，听见小女孩说：“爸爸，叔叔是好人。”男人嗯了一声，声音哑得厉害。
回到面馆，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在案板上的面团上，泛着暖黄的光。我重新揉面，力气比刚才大了些，面团在手下发出柔和的声响。
中午忙起来，街坊们问我怎么今天心情好，哼着小曲。我笑了笑，没说话。有些事，说出来矫情，藏在心里，却暖得很。就像那碗加蛋的素面，十二块钱，不多，却能撑住一个家的希望。
傍晚关门前，男人来了，手里攥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是两百块钱，还有一篮刚摘的西红柿，带着泥土的腥气。
“陈哥，钱还你，西红柿自家种的，尝尝。”他眼里有了点神采，“医院说先拿药吃着，过几天再复查。”
我接过西红柿，把钱推回去：“钱不急，你先给嫂子看病。西红柿我收下了，明天给你煮番茄鸡蛋面。”
他没再推辞，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脚步比早上稳了些。
我把西红柿放在窗台上，通红的，像一个个小太阳。锅里的汤还在咕嘟，香气飘出老远，巷口的路灯亮了，照着来来往往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也都有自己的盼头。
这十二块钱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面馆开了十二年，见过太多来来往往的人，有的人带着故事来，有的人带着温暖走。而我能做的，不过是煮好每一碗面，让每个进店的人，都能暖一暖胃，也暖一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