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跪在老宅的床前，手还卡在床底，指尖触着那本硬壳册子的焦边。
风从破了玻璃的窗缝里灌进来，吹得墙上一张褪色的年画哗啦作响——那是十几年前贴的“五谷丰登”，如今穗子都泛黄卷曲，像枯死的稻草。
我把它抽了出来。
记事簿半边烧毁，封皮裂开，露出内页泛黄的纸张，墨迹歪斜，像是父亲病中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刻上去的。
第一页写着：“正明叔走时欠粮站八百斤谷；春娥姐病死没报丧，村上说算‘自动脱籍’；致远走后三个月，低保停了，说是‘户主死亡申报已批’。”
我的呼吸猛地一滞。
致远走后……不是离家打工吗？怎么就成了“户主死亡”？
手指不受控制地翻下去，一页页看过去，每一条记录都像一根锈钉扎进太阳穴。
“王家梁，外出务工三年未归，户籍注销，宅基地收归集体。”
“李秀兰，女儿在深圳失踪，申请寻人补助被拒，理由：亲属放弃追索。”
“赵大山，本人未亡，但社保系统标记为‘自然减员’，养老金转入他人账户。”
十几个名字，整整齐齐列在后面，标注着“迁出无迹”“亲属失联”“政策清退”。
没有一个真正死亡，却全都被抹去了存在。
我不是流浪儿。
我不是被遗忘的孩子。
我是被他们亲手从这个世界——除名的人。
冷汗顺着脊背滑下来，我坐在地上，抱着这本残破的簿子，仿佛抱着一口棺材。
窗外天色渐暗，乌云压顶，远处传来闷雷滚动的声音。
父亲在床上发出一声含糊的呓语，像是喊了我的名字，又像是在求水喝。
我站起来，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手机，拨通许念的电话，声音哑得不像自己：“查一下，一个人如果被‘宣布死亡’，他的所有社会身份是不是就自动失效？低保、医保、户籍、社保……全都归零？”
“当然。”她顿了顿，“而且一旦申报获批，除非有强力证据推翻，否则系统不会主动恢复。更可怕的是，这类申报往往打着‘简化流程’的旗号批量处理——尤其是针对长期在外务工、联系中断的家庭。”
“那如果有人故意这么干呢？”我盯着记事簿上的签名栏，“用死亡申报来清除活人，腾出资源？”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林致远，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不止是我。”我说，“是整个村子。”
暴雨终于落了下来，砸在瓦片上像鼓点。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把记事簿一页页拍照上传，同步给张评估师。
不到二十分钟，他的消息就弹了出来：
【数据对上了。】
他发来一张图表：近十年庆阳三乡镇扶贫专项资金流向图。
每一笔“危房改造补贴”到账后的第七到第十四天，都会有一笔等额现金被提现，收款人签名全是“村委会代签”。
而实地卫星图显示，那些应该修缮的房子，屋顶依旧漏雨，墙体开裂，根本没人动工。
更诡异的是，包括我家在内的七户“失踪人口”，其宅基地已在两年前被登记为“无主荒地”，并划入李维汉公司拟建的“智慧城市物流园”征地范围。
他们不是在扶贫。
他们在借“死亡”杀人，再用尸体铺路。
我盯着屏幕，胸口像压了块铁。
这些人没死，却被当成废料清理；他们的家，成了资本眼中的空地；他们的苦难，成了报表上的“高效转化率”。
而我爸烧的，从来不是户口本。
他烧的是证据。是唯一一份能证明我们还活着的东西。
可他为什么要烧？是他自己动手的吗？还是……被迫的？
刘培训师的语音留言在这时响起，温柔却锋利：“林致远，我分析了你录下的村民访谈。有个现象很特别——提到失踪亲人时，所有人语气都变得异常平静，甚至回避眼神接触。这不是冷漠，是一种创伤性沉默。”
“什么叫创伤性沉默？”
“我称之为‘代际沉默综合征’。”她的声音低沉下来，“在一个系统性剥夺希望的地方，人们会本能地压抑追问。长辈怕一开口就会失去仅有的补助；年轻人怕返乡时发现自己早已被家族‘放弃’。他们宁愿相信亲人走了，也不愿承认——是村子把他们弄丢了。”
“所以没人报案，没人上访，甚至连哭都不敢大声。”
我望着屋外倾盆大雨，突然明白为什么每次打电话回村，亲戚总是支吾几句就挂断。
不是无情，是恐惧已经深入骨髓。
他们不是不想找我。
是不敢确认我还活着。
因为如果我还活着，就意味着——
他们这些年领的所有补助，都是骗来的。
他们的房子，可能保不住。
他们会被问责，会被清算。
于是他们选择装睡。
整个村子，一起装睡。
雷光闪过，照亮墙上那张年画的一角。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总说：“人可以穷，但不能没了名分。名字不在了，你就真没了。”
原来他早就在提醒我。
而我现在，终于站在了那个名字被抹去的起点。
我合上电脑，把记事簿小心翼翼包进防水袋，塞进背包最里层。
然后拿起手机，给赵顾问发了条信息：
“我要回去。”
“这一次，我不只是找回自己。”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那些‘消失’的人，都曾真实地活过。”
窗外，雨越下越大。
一道闪电劈开夜空，照亮了村委办公楼的方向。
那里，藏着更多没有被烧尽的东西。
也藏着，还不敢被人看见的名单。
我站在雨里，手指还按在投影仪的开关上。
画面定格在十六岁的我端着粥碗转身的那一瞬——少年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映在土墙上像一株倔强生长的树苗。
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墙根汇成细流，可没人挪动一步。
人群静得可怕。
“这娃……是不是老林家那个？”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前面传来，是个年过六旬的老妇人，拄着拐杖，眼神恍惚地盯着墙上的影像。
她话音未落，旁边有人抽了口气：“哎哟，真是致远！那时候他才多大？一碗粥都舍不得喝完，全给了隔壁病倒的张婶……”
议论声开始低低响起，像是地底暗涌的河水终于裂开缝隙。
有人认出了我穿的衣服——那件洗得发白、袖口磨破的校服，是当年村里唯一资助过的学生装；有人指着画面角落那扇歪斜的木门：“这不是老林家堂屋吗？这孩子……真回了？”
我没说话。
我只是从背包里取出父亲那台老旧的录音机，塑料壳裂了缝，胶带缠了三层。
按下播放键时，机器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像心跳重启。
然后，童年的声音响了起来：
“人生在世，要有光。”
稚嫩却坚定，一字一顿，仿佛誓言。
那一刻，整个祠堂外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钉住了。
雨越下越大，打在瓦片和泥地上噼啪作响，可那声音盖不住记忆的回响。
几个老人抹起了眼睛，一个中年男人突然转身冲进雨幕，边跑边喊：“我去看看老林醒了没！他要是知道致远回来了，得哭出声啊！”
而我就站在那里，任雨水浸透外套，望着墙上晃动的光影与现实交织的人群。
我知道，这一晚之后，有些东西再也藏不住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
赵顾问发来的照片跳了出来——那份“低效救助对象清理建议表”，我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位，备注冷酷如刀：“经核实无回归意愿，建议终止追踪服务。”签字栏上，陈世昌的私章红得刺眼。
他们想把我从系统里删干净。
可他们忘了，活人的记忆，不是数据，删不掉。
更讽刺的是，赵顾问留在打印机里的那张纸，第二天清晨被村委值班员发现时，吓得差点报警。
等李维汉的人赶到现场，那份打印件已被传遍全村——十七个失踪孩子的寻人启事正静静躺在省妇联档案柜里，等着亲人来认领。
就在这片沉默即将再度凝结成恐惧之前，我打开了最后一个U盘。
里面是张评估师连夜整理的数据包：十七个“已注销”户籍背后的资金流向图谱，每一个节点都指向同一个终点——陈世昌名下的空壳合作社账户，以及李维汉公司前期运作的“社会稳定性支出”。
这些人不是走丢了。
他们是被当成冗余信息清除的“成本”。
风还在刮，雨仍未停。
但我知道，这场雨洗不去腐败，却能浇醒沉睡的人心。
我收起设备，把防水袋里的记事簿紧贴胸口。
远处，祠堂墙上的投影早已熄灭，可那一句“要有光”，似乎还在空气中回荡。
而在人群最后，那个佝偻的身影依旧跪着，浑身湿透，一声不吭。
陈世昌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他捂住的灯，从来就不止一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