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第一监狱的“溯源与疗愈”特别计划，如同一台精密而残酷的手术，缓慢地剥离着附在灵魂深处的腐肉。过程必然伴随剧痛与反复，但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也开始在痛苦的缝隙中隐约闪烁。
反思与和解小组的第二次会议，气氛依旧压抑，但冰封开始出现裂痕。
在心理专家富有技巧的引导下，讨论不再局限于描述现象，开始触及更深层的动机。
张帅帅（陕西靖康）低着头，声音沙哑：“…当时就想着…眼镜坏了，亏了…孙鹏飞说打了人就能多分钱…就…就冲上去了…” 他艰难地承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损失的愤怒如何蒙蔽了理智。
沈舟（浙江嘉定）的“精明”在此刻显得格外苍白，他眼神闪烁：“…我看大家都上了…林奉超他们也没拦…就觉得…跟着没错…说不定还能落点好…” 他坦白了自己的投机从众心理。
鲍玉佳（安徽淮南）的叙述则充满了极致的恐惧：“…怕…怕不打他…孙鹏飞就会打我…怕成了下一个…” 他的行为源于最原始的生存恐惧。
当被问及对魏超（新城场站油料股）造成的伤害时，三人都陷入了更长久的沉默。张帅帅的拳头攥紧，沈舟避开了目光，鲍玉佳则把脸埋得更深。抽象的“罪责”开始变得具体，指向那个坐在对面、依旧有些瑟缩的具体的人。
魏超大部分时间只是抱着膝盖蜷缩在椅子上，但在专家极耐心的询问下，他断断续续地描述了当时的感受：“…疼…懵了…不知道为啥…俺都听话了…” 他的简单描述，反而更深刻地揭示了那场暴力的荒谬与残酷。听到这些，张帅帅的肩膀不易察觉地抖动了一下。
小组之外的变化也在发生。
张帅帅开始有意识地用行动弥补。他不仅继续在劳作中悄悄关照魏超，甚至在一次有其他犯人对魏超语气不耐烦时，他罕见地出声制止：“好好说话。” 虽然声音不大，却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他正在学习将小组内的反思，转化为日常的具体行为。
沈舟的转变则更显功利，但方向正确。他主动向管教干部提交了一份思想汇报，深刻（至少文字上）剖析了自己的“投机主义”和“从众心理”错误，并表示要向张帅帅学习。他精准地摸准了管理的脉搏，但其行为客观上巩固了正向的改造氛围。
鲍玉佳依旧是最艰难的一个。小组活动对他而言不啻于一种煎熬。但有一次，在去往活动室的路上，他看到魏超笨拙地抱着一摞材料差点摔倒，下意识地伸手扶了一把。两人身体接触的瞬间，鲍玉佳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手，魏超也吓了一跳。没有对话，但那一刻的短暂接触，似乎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明他内心冰层的松动。
然而，矫治之路从非一帆风顺。
陶成文（假军官）的情况持续恶化。监狱医院的初步治疗无法控制其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并发性精神症状。经司法鉴定和上级批准，他被转往省司法警官总医院下属的专门精神卫生中心进行强制医疗。他的离开，仿佛带走了一个活的警示牌，但也让小组内部分人暗自松了口气，仿佛一个时刻提醒他们罪责的存在暂时消失了。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孙鹏飞（石家庄）残存的隐形影响。虽然他被严格隔离，但其信奉的那套“弱肉强食”哲学，仍像病毒一样潜伏在监区的某些角落。几个过去与他关系密切、或同样信奉暴力的犯人，对张帅帅的“转变”和小组活动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软弱”和“向干部摇尾巴”的表现。他们不敢公然挑衅，但那种阴冷的、不合作的态度，以及偶尔投向张帅帅和魏超的讥诮眼神，形成了一种新的、无形的压力，考验着初步建立的脆弱信任。
林建奇在审阅监狱报送的阶段性报告时，特意指出了这一点：“要警惕‘孙鹏飞文化’的回潮。打掉一个头目容易，清除一种扭曲的亚文化却需要持久战。必须持续强化正向激励，孤立和转化那些潜在的追随者，不能让初步形成的良好势头被扼杀。”
监狱管理层采纳了这一建议。他们加大了对积极行为的表扬和奖励力度（如对张帅帅的维护行为予以加分），同时加强了对违规苗头的高压管控，并安排管教干部对那几个抵触情绪较强的犯人进行重点谈话和引导。
高墙之内，光与暗的拉锯仍在继续。
张帅帅在压力下努力坚持，但偶尔也会流露出疲惫和迷茫。
沈舟在“正确”的道路上计算着得失。
鲍玉佳在封闭与微弱的开放间剧烈挣扎。
魏超则像惊弓之鸟，对任何负面情绪都极其敏感。
但无论如何，改变的种子已经播下。
在一次小组活动结束时，心理专家让每个人用一句话总结当下的感受。
张帅帅：“…难受…但好像…必须得扛着。”
沈舟：“…路还长。”
鲍玉佳：（长时间沉默后）“…累。”
魏超：“…今天…没人吼俺。”
话语简单，却勾勒出一幅复杂的心灵图景。
救赎从来不是一场欢快的庆典，而是一次次在泥泞中的艰难跋涉，是带着伤痕的前行，是在无数次想要退缩的念头中，最终选择多走一步的坚持。 省第一监狱内的这场实验，正在考验着每一个人，也考验着制度矫治人心的真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