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第一监狱内，陶成文（假军官）从远方传来的证词，如同投入心湖的巨石，激起的波澜久久未能平息。那份揭示了孙鹏飞（石家庄）长期恶意与预谋的真相，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迫使“反思与疗愈小组”的成员们进行更深层次的自我拷问。救赎之路，从忏悔的情绪层面，开始走向承担具体责任的艰难阶段。
小组第五次会议。心理专家引入了新的概念：“责任的阶梯”。
“认识到错误是第一步，感到羞愧和懊悔是第二步。”专家平静地阐述，“而第三步，是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起具体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弥补，它可以体现在很多细微之处：比如，真诚的道歉；比如，用持续的行动去证明改变；比如，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保护他人不再受同样的伤害。”
这番话，为张帅帅（陕西靖康）、沈舟（浙江嘉定）等人指明了方向，也带来了新的压力。
张帅帅是第一个迈出实质性一步的。在一次小组活动后，他鼓起巨大的勇气，没有选择在集体面前（那可能让双方都尴尬），而是单独找到在工位发呆的魏超（新城场站油料股）。他手里捏着一个新配的眼镜盒（用他攒下的积分兑换的），站在魏超面前，脸涨得通红，呼吸急促，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声音干涩地开口：
“魏超…对不住…当年…在仓库…我不该…不该跟着他们打你…还骂你…赔眼镜…” 他将眼镜盒递过去，“这个…新的…赔你。”
他的话磕磕绊绊，语法混乱，但那份笨拙的真诚却无比清晰。
魏超愣愣地看着他，又看看眼镜盒，没有立刻去接，脸上依旧是那种固有的茫然。很久，他才小声嘟囔：“…俺那眼镜…不值钱…”
“不是钱的事！”张帅帅急切地打断，声音有些发颤，“是…是我不对！对不起！”
魏超看着他因激动而扭曲的脸，似乎终于有点明白了。他缓缓伸出手，接过了眼镜盒，低下头，小声说：“…哦。”
没有原谅的言语，没有戏剧性的和解。但这一刻，张帅帅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卸下千斤重担般的轻松，尽管眼眶有些发热。他完成了他的“责任阶梯”上重要的一步。
沈舟目睹了这一幕，内心受到巨大冲击。他的“算计”告诉他，这是“正确”且“有利”的行为。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他利用自己相对较好的文化水平，主动向管教干部提出，可以协助魏超学习认字和简单的算术（监狱有基础文化课）。他的动机依旧混杂，但行为本身具有建设性。他开始耐心（有时也难免流露出急躁）地教魏超写自己的名字，认工具型号。魏超学得很慢，但很认真。这种一对一的、带有实际帮助的互动， slowly地建立着一种新的、更健康的关系。
鲍玉佳（安徽淮南）的“责任”则表现得更加无声和内化。他依旧无法进行语言上的直接表达，但他的行动范围扩大了。他不再仅仅暗中关照魏超，开始将那种沉默的善意略微扩展。比如，他会将车间里公用的工具擦拭得更干净，摆放得更整齐；他会主动去搬运最重的物料。他似乎在用这种自我消耗式的、服务集体的苦行，来默默地赎罪，并从中获得一丝内心的平静。他的改变，沉重却真实。
然而，责任的量化与评估，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监狱的计分考核系统是客观的，张帅帅的道歉和沈舟的教学帮助，都为他们赢得了积极的考核分，向着减刑更近一步。但这难免在少数犯人中引发私下议论：
“啧，张帅帅这下分数肯定涨了。”
“沈舟真会来事，挑最轻松的活干（指教学）。”
这些细碎的声音，像蚊子一样嗡嗡作响，虽然无法改变事实，却也在某种程度上玷污了那份初衷的纯粹性。
魏超依旧是那个最难以用常规标准衡量的变量。他的创伤愈合缓慢且反复。有时，他能对沈舟的教学给出一点反应；有时，他又会因为一点小事缩回壳里。他的“原谅”或者说“接受”，更像是一种基于本能的、对持续善意的缓慢适应，而非一种理性上的宽恕。他的状态，时刻提醒着所有人：有些伤害，无法完全弥补；有些责任，无法真正卸下。
监狱管理层意识到了这种复杂性。在一次矫治分析会上，他们指出：“计分考核是管理工具，但绝不能成为衡量救赎深度的唯一标尺。张帅帅的分数增加了，但他面对魏超时那份真实的羞愧和勇气，是分数无法衡量的。鲍玉佳的分数可能变化不大，但他沉默的劳动和扩展的善意，同样珍贵。我们要警惕将‘承担责任’变为一种新的绩效竞赛。”
林建奇在审阅报告时，写下了这样的备注：“救赎是个体灵魂的功课，制度可以引导、鼓励、提供环境，但无法最终打分。真正的释怀，来自于内心的审判与和解，而非外部的积分。”
高墙之内，阳光下的微尘依旧飞舞。
张帅帅偶尔还会和魏超简单说几句话，虽然依旧尴尬，但已自然了许多。
沈舟继续他的“教学”，并开始真正思考如何能让魏超学得更好一点。
鲍玉佳流着汗搬运货物，背影依旧孤独，却似乎不再那么紧绷。
那场发生在过去的暴力，其阴影正在被一点点驱散，不是通过遗忘，而是通过每一个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艰难地扛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并用行动一点点填补着彼时留下的深渊。
责任的重负，固然压弯了腰，却也让人得以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出泥沼，迈向有光的方向。
这条路，远未看到终点，但每一步，都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