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白旗诸将闻言纷纷举目远眺，果然只见一面朴素旗帜在风中翻卷，无金龙之饰。
众人面面相觑，心中震撼难平。
谁也没想到，四贝勒竟能仅凭一面军旗判明虚实，这份洞察力，恐怕连大汗也难及。
“传令下去，收兵回营。”黄台吉忽然下令，“此战已无胜算，继续强攻只会徒增伤亡。这熊蛮子藏得深，今日反被他抢了先机。”
众将愕然，不解其意。虽明军兵力略多，却并无溃势，而八旗仍握有攻势主动权，再战数个时辰，胜负未可知。
后方更有镶红旗与镶白旗万余生力军压阵，只要稳住前线，便可逐步合围，将眼前这支明军团团围歼。
“打仗不能只看人数与冲锋之势。”黄台吉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要观其阵法进退，察其兵种配合。此军阵型严密，火铳与弓弩交替射击，节奏分明，贸然突击必遭重创。”
“更关键的是，主将亲临前线，与士卒同战，军心稳固如山。这样的军队，短时间内无法击垮。”
“即便三旗联手发起进攻，面对这支明军，我方难免会有折损，胜负难料，未必能将其全数歼灭。”
“沈阳的熊蛮子必然出兵接应，若战事扩大，岂不是又要与明军正面交锋？”
“莫要忘了此行初衷，不必纠缠于代价过高的硬仗，得不偿失。”
“贝勒所言极是，奴才确实心急了。”
“撤回老营，接下来只看那明朝皇帝与朝臣，是否愿谈和约。”
黄台吉退兵，并非因惧怕明军战力，而是不愿让正白旗将士过多伤亡。
对他而言，军队乃立足之基，更是日后争夺汗位的根本倚仗。若兵力大损，前程必将动摇。
赵率教正率部激战，却见建奴忽然撤离战场，一时不解其意。
细思片刻，便也释然。建州人素来狡黠，一旦无利可图，立刻抽身而退，从不恋战，这是他们惯用的自保之策。
“将军，是否派出夜不收追探敌踪？”
此前遭袭，明军诸将早已警惕在心。
“不用了，他们不会回头再战。传令全军，即刻班师沈阳，我要亲自向台台禀报战况。”
清点伤亡、收拾战场后，赵率教整军启程，返回沈阳。
熊廷弼听闻建奴突袭，怒不可遏，认定自己遭人戏弄，当场下令将建州派来的甲喇信使处死，剥皮示众，头颅悬于城门。
这本是老奴布局失误。他原计划由黄台吉先胜一场，再遣使议和，占据主动。
谁知范文程误解其意，颠倒程序，先遣使者求和，反让明军以为对方示弱。
那甲喇额真身为建州重臣，在熊廷弼眼中成了送上门的羞辱象征，落得惨死下场。
老奴闻讯，暴怒之下将范文程痛斥一番，若非此人尚有谋略可用，恐难活命。
当老奴的求和文书与熊廷弼的奏报以六百里加急送往京城时，朝堂震动。
此事非同小可。消息传回后，大明几十年未曾有过的团结竟悄然形成。文官之间不再攻讦，各派系暂时搁置纷争。
“陛下，老奴请和，正是我朝喘息之机。宜暂息刀兵，重整辽东防务，修筑直道，巩固边备。”
“臣以为，可议和，但不可轻率定论，大明必须掌握主动权，将局势牢牢掌控于掌中。”
兵部尚书王在晋率先陈词，态度鲜明。兵部左右侍郎皆未提出异议，显然站在上司一边，支持其立场。
其余六部官员却多持反对之意，对王在晋之言颇不以为然。
“大司马此语，实乃祸国之论！莫非已受老奴笼络，或与熊蛮暗通款曲，欲效李成梁故技，养寇以固权位？”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进贤直言斥责，一开口便将“通敌”“养寇”两顶重帽扣下，言辞凌厉，不留余地。
他之所以敢如此放言，并非仅凭胆识，而是早已窥透圣意——皇上最忌讳者，莫过于内外勾连、纵敌自重之事。
若非确信触碰的是天子底线，纵有十倍胆量，也不敢在御前当众攻讦这位手握兵权、地位显赫的兵部主官。
其用心亦极明确：与其政见相左，便须彻底压制王在晋所倡之和议，不容其成。
“启奏陛下，老奴今来请和，实因山穷水尽，气数将尽。臣断然反对议和之举。”
“此时正应调集大军，兴师北伐，一举剿灭奴酋，收复辽东，使边境重归安宁。”
“臣绝难认同大司马之主张，岂能与杀我百姓、焚我城池之贼谈和？”
“老奴屠戮大明子民无数，祸延朝鲜及诸边族，其所作所为，天地难容。”
“陛下年少，或未深知叶赫女真之忠义。昔年我朝征讨建州，叶赫部倾力相助，毫无保留。”
“今日若与建奴媾和，何以面对叶赫那些为我大明殉节捐躯的英灵？此举必令天下忠义之士寒心。”
“老奴罪孽滔天，陛下身为万民之主，理应代天行罚，扫除此患，以安社稷。”
于文官而言，上纲上线、借义立威早已熟极而流，此类手段运用起来如呼吸般自然。
王在晋虽不如熊廷弼性烈如火，却也非任人欺凌之辈。遭此污蔑，当即反唇相讥。
他侧目怒视，声如刀锋：
“我看是你收受老奴贿赂，妄图在陛下面前播弄是非，陷害关外将士！”
“老奴困窘，难道我大明就真的宽裕无忧？”
“关外几十万百姓，因战火被迫离开故土，流离失所，朝廷难道不该先安顿他们，助其重建家园？”
“抚顺、铁岭、开原这些被建奴毁掉的城池，难道不该修复如初？”
“国库早已空虚，粮饷皆无，要集结大军讨伐建奴，军费从何而来？莫非靠一张嘴就能变出银子？”
这番话直击要害。
建奴固然势大，可大明内部也早已千疮百孔。别说边关动荡，单看山东与陕西两地天灾频发，饿殍遍野，流民成群，已是触目惊心。
眼下国库几近枯竭，根本无力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事。当务之急，是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恢复民生根基。
可朝中除兵部与内阁少数人尚有清醒之见外，其余多数官员皆主战不主和。他们纷纷上奏，恳请皇上下诏出兵，扬言要一举荡平建奴，永绝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