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胡镇长的肯定和张书记“稳妥推进”的指示，我骑着那辆漆皮剥落的旧摩托，满怀信心地驶入厚坝村。
相较于偏远的马蹄村，厚坝村的地理位置优势明显。村子紧邻通往镇上的水泥公路，骑个自行车也就二十来分钟，摩托车更是眨眼就到。
村里的房屋也显得齐整些，不少人家是砖瓦结构，甚至能看到几栋贴着瓷砖的二层小楼，这在2001年的山乡，已经是富裕的象征了。
村支书李富贵和村委会主任赵老四接待了我。
李富贵五十多岁，皮肤黝黑，脸上总带着点生意人的精明，他家是村里养牛最多的户。赵老四则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话不多，主要负责村里的具体杂务。普查时我跟他们打过多次交道，算是熟人了。
在李富贵家还算宽敞的堂屋里，我开门见山，把推广三黄鸡养殖的计划和盘托出，重点讲解了“五统一”模式如何能帮大家规避风险。
“林主任，你说这个三黄鸡，真比咱们这土鸡强？”李富贵抽着烟，眯着眼问。
“李书记，优势很明显。”我早有准备，拿出资料。
“第一，长得快。咱们本地土鸡，散养一年也就两三斤重。三黄鸡科学喂养，四五个月就能出栏，能长到四五斤。
第二，产蛋多。土鸡一年下百来个蛋顶天了，三黄鸡养得好，一年能下一百七八，甚至两百个。
第三，肉质嫩，市场上认，价钱比普通肉鸡高。县里现在鼓励‘一村一品’，发展特色养殖，这项目要是搞好了，咱们厚坝村就是典型，以后政策、资金扶持都会倾斜。”
我刻意强调了“政策扶持”和“资金倾斜”，这是村干部最爱听的。
果然，李富贵眼神亮了一下。赵老四则更关心实际问题：“统一供种、统一饲料……那这钱，咋算？”
“鸡苗钱，我们可以帮忙协调，看看能不能争取县里的信贷资金，先赊一部分，等卖了鸡再还。饲料钱，前期可能需要大家自己先垫付，但我们会联系饲料厂，争取团购价，比零买便宜。最关键的是统一销售，我们跟镇上的几家饭店、县城的农贸市场初步谈了，他们有兴趣，只要咱们的鸡品质稳定，销路不是大问题。”我尽量把蓝图描绘得清晰且可信。
“听着是挺好……”李富贵弹了弹烟灰，话锋一转，“可林主任，这‘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家家户户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家想多养，有的想少养，还有的怕是连垫付饲料的钱都拿不出。再说了，这鸡苗万一路上死了，算谁的？养的时候病了，防疫没跟上，死了，又算谁的？到时候卖不上价，或者卖不掉，找谁哭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老钱的叮嘱在耳边响起。
李富贵提出的这些问题，尖锐且现实，正是“五统一”模式能否落地的关键，也是农户们最深层的顾虑。
“李书记，您考虑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想到了。”我稳住心神，拿出那份《三黄鸡养殖三字经》和更详细的协议草案。
“鸡苗运输损耗，供货方会承担一部分，我们也在争取一点风险补贴。防疫是关键，我们会请农技站老王定期下来指导，统一做疫苗，这部分费用，镇上可以补贴一部分。至于销售，我们签协议，设定保护价，市场价高随行就市，市场价低按保护价收购，尽量保证大家不亏本。”
我说得口干舌燥，把能想到的风险和应对措施都解释了一遍。李富贵和赵老四交换了一下眼神。
“林主任，你是个实在人，为我们村里着想，我们都晓得。”李富贵终于表态，
“这样吧，我们开个村民大会，你把政策给大家讲透，我们村干部也带头，看看有多少人愿意干。这事，终究要老百姓自己点头。”
村民大会在村小学的操场上举行。来了百十号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蹲着的，坐小板凳的，抽烟聊天的，场面颇为热闹。
我站在讲台后，又把项目讲了一遍，尽量用最朴实的大白话。
下面议论纷纷。
“听着是不赖，四五个月就能卖钱，比养猪快。”
“统一卖？别是忽悠人的吧？到时候他们不收，咱自己拎到镇上，人家还嫌不是土鸡呢！”
“鸡苗钱能赊？那还行……”
“饲料还得自己先垫钱？万一赔了，不是鸡飞蛋打？”
“人家林干部是省里大学学这个的，还能骗咱？”
“哼，上面的干部，下来哪个不是说得天花乱坠？最后咋样？”
我注意到，村民的疑虑主要集中在资金垫付和销售保障上。对于三黄鸡本身，他们倒不太怀疑，毕竟“科学养鸡”的概念，在2001年已经不算特别新鲜。
经过村干部的动员和我的反复解释，最终，有二十几户表示愿意尝试，主要是些家里劳动力充足、有点闲钱、或者像李富贵这样想带头干的人家。每户计划养殖规模不大，十几只到一百只不等，算是试点中的试点。
这个结果，虽然离我预想的“轰轰烈烈”有差距，但也算迈出了第一步。
我松了口气，立刻着手落实。通过马壮的关系，联系上了县种禽场，订了三千只三黄鸡鸡苗。协调了镇农村信用社，为参与农户争取到了一笔小额信贷，解决了部分鸡苗和饲料款。饲料也联系了县里的正大饲料经销点，谈好了批发价。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轨。鸡苗送达那天，厚坝村像过节一样热闹。看着毛茸茸、黄澄澄的小鸡仔在准备好的圈舍里叽叽喳喳，村民们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心里也充满了成就感。
胡镇长亲自来看了一眼，拍了拍我的肩膀：“开局不错，林涛，继续跟进，一定要把这个样板立起来！”
然而，我低估了农民心里那杆秤的精密程度，也低估了传统观念和现实利益交织下的复杂性。
这二十几户参与养殖的，心里都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投入了多少，预计能赚多少，风险在哪里。
他们愿意跟着干，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镇上干部”身份的一种试探性信任，以及那点“万一成了呢”的侥幸心理。
这种信任和侥幸，如同山间的薄雾，看似美好，却极易被风吹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