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木箱的角落，压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红布，边角已经发白，边缘磨损得发毛。苏晚伸手将它抽出来，展开时，一道浅淡的三角形轮廓显出来——是条红领巾，只是红色褪成了浅粉，像被水洗了无数次的晚霞。
“这是我第一批入队时戴的。”她的指尖抚过那道歪歪扭扭的针脚，“当时老师教我们自己缝红领巾的角，我手笨，缝得歪七扭八，还是同桌李明帮我拆了重缝的。”
陆延凑近看，果然在一角发现几处重叠的针孔，像是反复拆缝过的痕迹。“你们小时候是不是都觉得，戴红领巾是天大的荣耀？”
“可不是嘛。”苏晚笑着回忆，“为了能第一批入队，我天天提前半小时到校打扫卫生，放学主动帮同学背书包，就怕老师觉得我不够资格。入队那天，校长给我们系红领巾时，我紧张得手心冒汗，红领巾都被浸得有点潮了。”
她把红领巾往脖子上比划了一下，长度只到锁骨，才惊觉时光的跨度。“那时候觉得这红领巾红得发亮，每天睡觉前都要叠好放在枕头边，生怕压皱了。有次下雨淋湿了，我抱着它哭了半宿，以为再也变不红了。”
陆延拿起红领巾对着光看，布料薄得近乎透明，却能看见上面残留的细小霉点——那是某次梅雨季节没晒透留下的。“后来呢？还戴过吗？”
“四年级时换了条新的，这条就被我妈收起来了。”苏晚将它重新叠成三角形，“但我总偷偷拿出来戴，觉得这条有李明的针脚，比新的暖。后来李明转学，临走前他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要一直戴着，才不算忘本’，我当时不懂什么叫忘本，就记着要把这条留着。”
正说着，门外传来清脆的童声，是邻居家的小孩放学回来，脖子上的红领巾鲜红如血，和手里的奖状一样亮眼。苏晚望着那抹鲜亮的红，忽然笑了：“你看，现在的红领巾还是那么红，就像我们当时的日子，总觉得有奔头。”
陆延接过那条褪色的红领巾，轻轻放进樟木箱最上层：“褪色的是布，不褪色的是当时的劲儿。”
苏晚点头，忽然想起什么，转身从抽屉里翻出张泛黄的合影——前排的孩子们都戴着红领巾，其中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脖子上的红领巾歪歪扭扭，却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旁边站着个瘦高的男孩，正偷偷帮她扯着红领巾的角。
照片背面有行铅笔字：1998年6月1日，入队。
她把照片压在红领巾上，箱盖合上时，铜锁扣发出轻响，像在为那段带着针脚温度的时光，轻轻盖上了章。
整理旧物时，从樟木箱底层摸出张硬卡纸，边缘已经发卷，上面印着模糊的字迹——“渡口船票”。
“这是小时候坐轮渡的票吧？”你指着票面上的码头名字问父亲，他正蹲在地上擦着那只旧搪瓷杯，杯身上的“劳动最光荣”字样掉了漆，露出底下的白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