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下手机录音键时，阁楼的木地板正发出“吱呀”一声闷响，像有人踮着脚从身后走过。手机屏幕映出我发白的脸——t恤上印着“凶宅试睡员003”，这是我接的第三单生意，雇主给的地址在老城区槐树巷17号，一栋爬满爬山虎的民国小楼。
雇主李老板只在电话里说过三句话：“七天，每天五千，别问过去，别进阁楼最里间的储物室。”但我靠这个吃饭三年，哪栋凶宅没点“过去”？槐树巷17号的传闻早被我翻烂了：十年前住这儿的画家夫妇，妻子在阁楼上吊，丈夫第二天在储物室里失踪，只留下满地沾血的画纸，画的全是同一个穿蓝布衫的女人，正从镜子里往外爬。
第一天晚上我没敢作妖，把行军床支在一楼客厅，对着大门摆了三个监控——一个拍门，一个拍楼梯，一个拍阁楼入口。夜里十二点刚过，楼梯上传来“咚、咚”的脚步声，不是拖鞋蹭地，是硬底鞋踩在木板上的声音，从二楼一步步往下走。我攥着美工刀的手全是汗，盯着监控屏幕看：楼梯上空空的，只有墙面上的影子在晃，像有人提着个黑布包，影子里的布包还在往下滴水，在台阶上洇出深色的印子。
脚步声走到客厅门口就停了。我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有人在翻我放在茶几上的背包。过了两分钟，那声音又往楼梯上走，还是“咚、咚”的，每一步都踩在我心跳的间隙上。等脚步声彻底消失，我才敢掀开被子去看背包——拉链好好的，里面的东西没动，但茶几上多了张叠着的白纸，展开一看，是用炭笔画的简笔画：一个小人坐在行军床上，头顶悬着个圈，圈里写着“1”。
第二天我把行军床挪到了二楼卧室，卧室里有个嵌在墙里的老衣柜，镜子门蒙着层灰。我擦镜子时发现，镜面边缘有道裂纹，裂纹里卡着根黑色的长发，不是我的——我染的是栗色短发。夜里我故意没关衣柜门，监控对着镜子拍。凌晨三点，监控里的镜子突然亮了，不是反射灯光，是镜面自己发着冷白的光，光里慢慢浮出个影子：穿蓝布衫的女人，背对着镜头，头发垂到腰，手里攥着支炭笔，在镜子里的“墙面”上画。
我屏住呼吸盯着屏幕，看着那女人画完最后一笔，突然转过脸来——镜子里的脸是模糊的，只有眼睛特别清楚，黑洞洞的，直勾勾地对着监控镜头。我吓得手一抖，手机掉在地上，等捡起来再看监控，镜子又恢复了原样，只有镜面中央多了个简笔画：还是那个小人，头顶的圈里写着“2”，小人旁边多了个站着的影子，影子手里举着支笔。
第三天我忍不住去了阁楼。阁楼的木地板踩上去软乎乎的，像底下垫着东西。最里间的储物室锁着，锁是老式的铜锁，上面锈迹斑斑，锁孔里塞着半张画纸。我用镊子把画纸夹出来，纸上画的是储物室的内部：墙角摆着个画架，画架上的画布空白，但画布前站着个男人，背对着画架，手里拿着刀，刀尖往下滴着血，血在地上积成个圈，圈里写着“3”。
那天晚上我没睡，坐在行军床上盯着储物室的方向。凌晨四点，阁楼里传来“沙沙”的声音，像是有人在翻画纸。我摸出手机往阁楼走，走到楼梯口就看见阁楼的门缝里漏出光，不是灯光，是和镜子里一样的冷白光。我推开门，看见储物室的门开着条缝，缝里有支炭笔伸出来，在地板上画了个圈，圈里刚写完“3”，炭笔突然停了，然后慢慢往门缝里缩，像是有人在里面往回拉。
我没敢追，退到二楼卧室时，突然发现衣柜镜子里的影子不对——我明明站在镜子正面，镜子里的我却侧着身，肩膀后面还靠着个人，穿蓝布衫，头发垂到我肩膀上。我猛地回头，身后什么都没有，再看镜子，镜子里的“我”正对着我笑，嘴角咧到耳根，手里还拿着支炭笔，在镜子上画了个小小的“4”。
第四天我找李老板要说法，电话里他的声音发颤：“别管那些画，撑过七天就行，钱我加倍。”挂了电话我才反应过来，李老板的声音和十年前失踪的画家的采访音频很像——我昨天翻旧新闻时听过。夜里我把所有监控都对准储物室，自己坐在衣柜旁边，盯着镜子看。凌晨两点，镜子里的冷白光又亮了，那个女人慢慢走出来，这次不是在镜子里画，是走到镜子外面，脚踩在地板上没声音，手里的炭笔在卧室的墙上画：小人头顶的圈里写着“4”，小人的手被另一只手拽着，那只手的手腕上有道疤。
我突然想起旧新闻里说，失踪的画家左手手腕上有道很深的疤，是年轻时画画被刀划的。我低头看自己的左手——昨天擦镜子时被裂纹划了道小口子，现在结了痂，位置和镜子里那只手的疤一模一样。那女人画完，突然转头看向我，这次她的脸清楚了，眼睛下面有颗痣，和我妈年轻时的痣长在同一个地方。我脑子“嗡”的一声，想起我妈去年去世前说的话：“你小时候住过槐树巷，你爸在那儿画过画，后来……”后面的话她没说完，就昏过去了。
第五天我翻遍了老城区的档案馆，找到槐树巷17号的旧档案：十年前失踪的画家叫陈砚，他妻子叫林蓝，上吊那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档案里夹着张照片，陈砚左手手腕上有疤，林蓝眼睛下面有颗痣——和镜子里的女人一模一样。还有张病历，林蓝有精神分裂症，住院记录里写着，她总说“镜子里有个人要抢她的丈夫”。
晚上我带着档案回到小楼，把照片贴在衣柜镜子上。凌晨一点，镜子里的冷白光把照片映得发亮，林蓝从镜子里走出来，手里没拿炭笔，拿了张画纸，是陈砚的画：画的是我小时候，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手里拿着支蜡笔，旁边站着陈砚和林蓝，林蓝眼睛下面的痣很清楚。我突然想起，我妈说过我爸是画家，在我三岁时失踪了，我妈带我改了姓，搬到了别的城市。
“你终于回来了。”林蓝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纸。她指着储物室：“他在里面等你，等了你十年，每天都在画你，画你小时候的样子，画你回来的样子。”我走到储物室门口，推开门——里面没有画架，只有个旧摇篮，摇篮里放着个画本，每一页都画着同一个小孩：从三岁到二十三岁，从扎羊角辫到染短发，最后一页画的是小孩站在储物室门口，头顶的圈里写着“5”。
画本下面压着个手机，是十年前的旧款，开机后只有一条短信，是陈砚发给林蓝的：“蓝蓝，别吓孩子，等她自己想起来，我们就能一起回家了。”短信下面附了张照片：陈砚坐在画架前，林蓝站在他身后，两人中间抱着个三岁的小孩，小孩手里拿着支蜡笔，在画纸上画了个圈，圈里写着“1”。
那天晚上我在储物室里坐了一夜，林蓝坐在我旁边，给我讲十年前的事：不是她上吊，是她发病时想伤害我，陈砚为了护我，不小心把她推到墙上撞晕了，他怕林蓝醒来再伤害我，就把我送到了我妈那里，自己回来处理现场，结果林蓝醒了，以为陈砚要抛弃她，就把他锁在储物室里，自己跑出去跳了楼。陈砚在储物室里找不到出去的路，每天画我，想让我凭着画记起这里，回来救他——可他没等到，在储物室里饿死了，死前把所有画都藏在了摇篮里。
“那些脚步声是他，他想下楼接你，”林蓝的影子慢慢变淡，“那些画是我画的，我怕你走，怕你像小时候一样，被人接走就不回来了。”她指着镜子：“我困了，要去镜子里睡觉了，你以后要是想我们，就来看看镜子，我们就在里面。”
第六天早上，我给李老板打了电话，他的声音还是发颤：“你都知道了？我是陈砚的弟弟，我哥失踪后，我一直在找你，想让你回来看看，可我怕你不信……”挂了电话，我把行军床搬到了储物室，对着摇篮摆了个监控。夜里没有冷白光，没有脚步声，只有摇篮轻轻晃，像有人在旁边推。监控里拍到，摇篮上的画本慢慢翻开，最后一页的“5”变成了“6”，旁边多了两个小小的影子，手牵着手。
第七天晚上，我坐在摇篮旁边，把画本里的画一张张拿出来看。看到最后一页时，画本里掉出个钥匙，是储物室的铜钥匙，钥匙上挂着个小牌子，刻着“砚”字。我用钥匙打开储物室的墙角，里面藏着个铁盒，盒子里有陈砚的身份证，还有张我三岁时的照片，背面写着：“我的小月亮，等你回家。”
凌晨十二点，手机提示音响了，是李老板转的钱，附言：“哥，嫂子，小月亮回来了。”我抬头看向衣柜镜子，镜子里的冷白光闪了一下，映出三个人的影子：陈砚左手牵着我，右手牵着林蓝，林蓝眼睛下面的痣亮闪闪的，像颗小星。镜子里的我笑着，手里拿着支炭笔，在镜子上画了个圈，圈里写着“7”，圈外面画了三个手牵手的小人。
第二天早上我收拾东西离开时，阁楼的木地板不软了，储物室的门自己关了，铜锁上的锈迹少了些。走到巷口时，我回头看槐树巷17号，爬山虎的叶子绿油油的，在阳光下晃，像有人在二楼的窗户后面挥手。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钥匙上的“砚”字暖暖的，像有人刚握过。
后来我每个月都去槐树巷17号，每次都带着新的炭笔。衣柜镜子里的画越来越多：有我和陈砚在画架前画画的，有我和林蓝在院子里摘槐花的，还有我们三个人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摆着我带的蛋糕，蛋糕上插着七根蜡烛，每根蜡烛的火苗都画得亮亮的，在镜子里晃啊晃，像真的在烧一样。
有次我在镜子里看见陈砚在画纸背面写了句话，我赶紧拿出纸笔抄下来：“不是凶宅，是等你回家的房子。”那天晚上我没走，躺在二楼卧室的床上，听见阁楼里传来“沙沙”的画纸声，还有林蓝轻轻的笑声，像风吹过槐树叶，温柔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