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的寒风，似乎比往年更加刺骨。它呼啸着掠过城市的上空，不仅卷起了地上的落叶和尘土，更携带着一股无形的、令人心悸的寒流，渗透进大大小小的国营工厂，搅动着无数工人家庭原本还算安稳的生活。国企改革的浪潮，如同解冻后裹挟着冰凌的洪水，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而来，“下岗”、“分流”、“买断工龄”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汇，如今成了工人们茶余饭后最沉重、也最恐惧的话题。
苏建国所在的市第二机床厂，这座曾经机声隆隆、代表着铁饭碗和工人阶级荣耀的庞大身躯，也未能在这股浪潮中幸免。近一两年来，厂里的效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肉眼可见地瘪了下去。以前堆满原料和成品的仓库渐渐变得空旷，车间里不少机床停止了轰鸣，蒙上了防尘布，上面落着厚厚的灰。工资开始发放不及时，有时只能拿到基本生活费，那点钱，对于苏建国这样需要养活一大家子的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风声越来越紧。厂区公告栏前，总是挤满了心神不宁的工人，每一张新贴出来的通知，都能引发一阵长时间的、压抑的议论和叹息。小道消息像瘟疫一样在车间、食堂、宿舍里流传，谁谁谁可能要被“优化”了，哪个车间要合并了，哪条生产线要彻底停了……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恐慌和焦虑。
苏建国的心，也早就提到了嗓子眼。他技术好，是厂里的老师傅，带过不少徒弟，按理说应该有优势。但他心里藏着一根刺——多年前，为了给晓光攒治耳朵的钱，他偷偷接过私活。这事儿当时虽然没被明着处理，但终究是留下了记录，成了他档案上一个不光彩的污点。在这个风声鹤唳、需要找理由裁人的时候，这种“前科”很容易被人拿出来做文章。再加上他性格耿直，不善钻营，平日里为了技术问题得罪过个别领导，人际关系也算不上活络。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一个阴沉的下午，天空是那种令人窒息的铅灰色，北风卷着细碎的雪沫，抽打在脸上，生疼。厂部的会议室里，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领导在台上念着冗长而充满官腔的文件，内容无非是“改革的阵痛”、“壮士断腕”、“为了厂子长远发展”等等。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寂静无声，每个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最终命运的宣判。
当那份长长的、决定着数百个家庭命运的下岗人员名单开始宣读时，会议室里只剩下领导毫无感情的声音和纸张翻动的哗啦声。每一个名字被念出，都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投入死水，在相关的人心中激起绝望的涟漪。有人当场就捂着脸低声啜泣起来，有人愤怒地攥紧了拳头，却又无力地松开。
苏建国坐在人群中，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膝盖，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听着一个又一个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被念到，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跳出来。他既希望快点听到自己的名字，结束这煎熬的等待；又无比恐惧那一刻的到来。
终于，那个熟悉又陌生的三个字，还是穿透了冰冷的空气，清晰地钻进了他的耳朵里——“苏建国”。
一瞬间，他感觉周遭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世界变得一片空白。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血液仿佛都凝固了。他僵在那里，维持着低头的姿势，久久没有动弹。耳边似乎传来旁边工友同情的叹息，还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但他都感觉不到了。
大会是怎么结束的，人们是怎么散去的，他都浑浑噩噩。他只记得自己被人流裹挟着，走到了厂部办公室，在一份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支笔，重逾千斤。然后，他拿到了一个薄薄的信封。
里面是他“买断工龄”的钱。他将自己最好的十几年青春，将自己所有的技术和汗水奉献给这座工厂，最终换来的，就是这么一点轻飘飘的、却足以压垮他整个世界的纸币。他捏了捏信封的厚度，心里迅速估算了一下，这点钱，可能只够维持家里几个月最基本的生活开销，甚至还不够偿还高利贷一个季度的利息。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厂部办公室的，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挪到厂门口的。
曾经无比熟悉的、印着“第二机床厂”字样的气派大门，此刻在他眼中变得如此陌生而冰冷。他曾无数次穿着工装，意气风发地从这里进出；他曾在这里迎来朝霞，送走落日；这里曾是他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依靠，是他作为“国家工人”的骄傲所在。
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他孤零零地站在厂门口的空地上，寒风吹拂着他花白的鬓角，掀起他旧工装的衣角。手里那个薄薄的信封，被他无意识地攥得紧紧的，边缘已经有些潮湿——是他手心的冷汗。他茫然地望着前方，目光没有焦点。街道上车水马龙，行人匆匆，每个人都似乎有着明确的方向和奔头。只有他，像一棵被突然连根拔起的老树，失去了立足之地，不知该飘向何方。
下岗的寒风，不仅吹走了他的工作，更吹散了他作为丈夫、作为兄长、作为一家之主苦苦支撑的所有底气和对未来的规划。改善住房？给晓光攒教育基金？给春燕一个正式的交代？所有这些蓝图，在这一刻，都变成了苍白可笑的泡影。
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个沉重的问题，像一座大山，轰然压在他的肩头，让他几乎喘不过气。他站在原地，许久，许久，仿佛一尊凝固在时代寒风中的、绝望的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