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在曼谷素坤逸路的酒吧街做调酒师，那时候为了多赚点钱，租的房子在离市区四十分钟车程的吞武里老街区。公寓是栋灰扑扑的七层小楼，墙皮剥得像老人皲裂的皮肤，楼道里永远飘着一股混合了香茅和霉味的怪气，晚上十点后电梯就会停运，爬楼梯时总听见顶层传来断断续续的木鱼声。
我住四楼402，隔壁401一直空着，直到第三个月，来了个叫阿玲的女人。她搬来那天没找搬家公司，自己拖着两个发黑的行李箱，指甲缝里沾着些暗红的泥垢，看见我时笑得很僵，嘴角只扯到一半就落了下去。后来才知道她是做代购的，专卖泰国佛牌，白天总关着门，夜里却经常亮着灯，有时候能看见她在阳台烧东西，火光映着她的影子，像贴在墙上的一张薄纸。
我对佛牌原本没兴趣，直到那年冬天，我妈突然查出肾炎，住院要交一大笔押金。酒吧的工资要月底才发，我翻遍了银行卡，还差三万多。那天晚上我蹲在楼道里抽烟，阿玲正好开门出来倒垃圾，看见我手里攥着缴费单，突然说：“要不要赚点快钱？”
她把我让进屋里，客厅的茶几上摆着十几个小木盒，每个盒子里都放着一块佛牌，有的嵌着碎钻，有的刻着看不懂的经文，还有一块裹着黑色的布，隐隐能闻到一股檀香。阿玲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穿白裙的女人，眉眼很清秀，就是脸色太白，没有一点血色。“这是阿赞坤的阴牌，”她声音压得很低，“戴这个的人，愿望都能实现，但要跟它做个交易。”
我问她什么交易，她没直接说，只让我把左手伸出来，用一根银针刺破我的指尖，把血滴在那块黑布裹着的佛牌上。血滴上去的瞬间，我突然觉得手腕一凉，像是有只冰手攥住了我的胳膊，紧接着又松开了。阿玲把佛牌装进一个红色的锦囊里，递给我说：“别让别人碰它，也别在午夜十二点后跟它说话。等你赚到钱，再找我还愿。”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锦囊挂在脖子上，心里没抱太大希望。可第二天早上，我手机突然收到一条转账信息，是个陌生账号转来的四万块，备注里写着“借款”。我以为是朋友帮忙，打电话过去，对方却说是受一个“穿白裙的女士”委托转的。我当时光顾着高兴，没多想就把钱打给了医院，完全没注意到，脖子上的锦囊好像变沉了点。
接下来的半个月，怪事开始接二连三发生。我妈在医院里说，总看见病房门口站着个白裙女人，站在阴影里，不说话也不动，护士来查床时却什么都没有。我自己也开始做噩梦，梦里总是在一条没尽头的走廊里走，两边的房间门都开着，每个房间里都摆着一张病床，床上躺着的人盖着白布，只有一只手露在外面，指甲缝里沾着暗红的泥垢，跟阿玲搬来那天的样子一模一样。
有天晚上我值夜班，酒吧里来了个穿黑衬衫的男人，点名要喝我调的酒。他盯着我脖子上的锦囊看了半天，突然说：“你戴的不是正牌吧？”我心里一紧，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是做佛牌鉴定的，之前见过阿赞坤的牌，“那种牌是用枉死女人的骨灰和头发做的，戴久了会被缠上。你是不是许愿让别人帮你赚钱了？”
我这才慌了，想起阿玲没说的交易。那天晚上我没回公寓，在酒吧的休息室蹲了一夜，天亮后直接去找阿玲。她开门时脸色很难看，眼下有很重的黑眼圈，客厅里的木盒少了一半，那块黑布裹着的佛牌不见了。“你是不是跟它说话了？”她声音发颤，“我说过别在午夜后跟它说话。”
我才想起三天前的晚上，我妈打电话说病情加重，我急得在屋里哭，对着锦囊说了句“你要是能让我妈好起来，我什么都愿意给你”。就是那句话之后，我妈说病房里的白裙女人离她越来越近，有时候还会碰她的手，说手很凉。
阿玲让我赶紧把佛牌还回去，可我一摸脖子，锦囊里的佛牌已经没了，只剩下一张黄纸，纸上用泰文写着几行字。阿玲看了之后，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说上面写着“债要还，命要偿”。她突然抓起我的手，我才发现我的指甲缝里，也沾了跟她当初一样的暗红泥垢，洗都洗不掉。
那天下午，我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我妈突然好转，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医生说像是“有股外力在帮她”。我刚松了口气，就收到阿玲发来的微信，只有一张照片，照片里是她的卧室，墙上贴着那张白裙女人的照片，照片下面摆着一个新的木盒，木盒里放着的，是我脖子上那个红色的锦囊。
我赶紧往公寓跑，到了四楼，看见401的门开着，里面没人，只有茶几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奶茶，奶茶里飘着几根黑色的头发，跟佛牌上的一模一样。我突然想起那个鉴定师说的话，阴牌要的不是钱，是命，它帮你实现愿望，就要拿跟你最亲的人的命来换。
我疯了一样往医院跑，到了病房门口，看见护士正推着病床往抢救室走，病床上盖着白布，露在外面的那只手，指甲缝里沾着暗红的泥垢，跟我梦里看见的一模一样。我冲过去掀开白布，床上躺着的不是我妈，是阿玲，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嘴角却带着笑，跟她第一次见我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阿玲，也没见过那个白裙女人。我妈痊愈出院了，我辞了曼谷的工作，回了老家。临走前我把那个红色的锦囊扔在了公寓楼下的垃圾桶里，那天晚上我做了最后一个梦，梦里那个白裙女人站在我面前，递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我和我妈，我们的脸上都带着笑，只是照片的背景里，站着一个穿灰衣服的女人，是阿玲，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小木盒，木盒里放着一块佛牌，佛牌上刻着我的名字。
现在我脖子上再也没戴过任何东西，也再也没去过泰国。有时候晚上看电视，看到关于佛牌的新闻，我总会想起阿玲，想起她指甲缝里的泥垢，想起那个没喝完的奶茶里飘着的头发。我总觉得，她没有死，她只是变成了另一块阴牌，躺在某个小木盒里，等着下一个需要实现愿望的人，等着拿他们最亲的人的命，来换自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