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的经历像一扇窗，让我看到了象牙塔外的真实中国。但真正让我触动的，是随后参与的一次社会调研。
那是个周末，系里组织“大学生看社会”调研活动。我选择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生存状况”这个课题，赵瑞龙出人意料地要和我一组。
“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我有些诧异。
他神秘地笑笑：“总要了解民间疾苦嘛，将来才好为民请命。”
我们走访的第一个地方是城东的棚户区。这里的景象让我想起实习时去过的城乡结合部，但更加触目惊心。
低矮的砖房挤在一起，巷道窄得只容一人通过。公厕在三百米外，自来水要排队接。一个老太太正在门口生炉子，煤烟呛得人直咳嗽。
“老人家，能跟您聊聊吗？”我上前询问。
老太太警惕地看着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
赵瑞龙掏出学生证：“我们是大学生，来做社会调查的。”
“大学生？”老太太的脸色缓和了些，“我孙子也想上大学，可是......”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我们走访了十几户人家，听到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心酸：有下岗工人靠捡破烂为生，有孤寡老人靠微薄的低保度日，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失学在家。
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我们见到了李师傅。他原来是一家国营厂的钳工，下岗后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最难受的不是穷，”李师傅说，“是看不到希望。”
赵瑞龙认真地记录着，偶尔问几个问题。他的表现让我刮目相看。
中午，我们在路边摊吃面条。赵瑞龙看着碗里飘着的几片青菜，突然说：“我父亲常说，不了解民间疾苦的人，不配当官。”
“你父亲？”
“他年轻时也下过乡。”赵瑞龙难得地没有多说。
下午，我们遇到了一群正在维权的老工人。他们原来的工厂改制，补偿款迟迟不到位。
“记者同志，你们要帮我们反映反映啊！”一个老师傅拉着我的手说。
赵瑞龙把我拉到一边：“这个题材太敏感，最好不要碰。”
“可是他们需要帮助。”
“帮助的方式有很多种，”赵瑞龙说，“不一定非要写出来。”
我们争论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致远？赵瑞龙？”
是陈默。他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一叠传单。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我来做法律援助，”陈默说，“这些工人的案子，我在跟进。”
赵瑞龙皱起眉头：“陈默，这种事很复杂，你一个学生......”
“正因为是学生，才更应该做。”陈默态度坚决。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在学校后门的小餐馆吃饭。气氛有些沉闷。
“我今天很受震动，”我首先打破沉默，“原来在我们的校园外，还有这样的世界。”
赵瑞龙转动着酒杯：“我父亲说，看问题要全面。既要看到阴暗面，也要看到光明面。”
“但如果连阴暗面都不敢看，何谈光明？”陈默反驳。
就在这时，餐馆老板过来搭话：“听你们聊天，是大学生？”
我们点点头。
“我儿子也是大学生，”老板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在省城读书。”
他给我们加了两个菜：“多吃点，读书费脑子。”
结账时，老板执意不肯收钱：“就当是我支持大学生了。”
走在回校的路上，赵瑞龙突然说：“这个老板让我想起了我舅舅。他也是开餐馆起家的，现在已经是三家连锁店的老板了。”
“所以？”陈默问。
“所以民间不只有苦难，也有希望。”赵瑞龙说。
这次调研让我思考了很多。我把自己关在图书馆三天，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调研报告。不仅写了看到的问题，也写了遇到的温暖，更写了我的思考。
报告交上去后，系主任找我谈话：“写得很好，但部分内容过于尖锐。建议修改后再提交。”
我拒绝了。我把报告复印了三份，一份寄给周汝信副秘书长，一份寄给《南方时报》的李志强副主任，一份自己留着。
一周后，我收到了两封回信。
周副秘书长的信很简短：“报告已阅。继续关注民生，但要注意方式方法。”
李志强副主任的信则充满热情：“写得很好！虽然不能全文发表，但我们可以摘选部分内容，做一组系列报道。”
最让我意外的是赵瑞龙的反应。他看完我的报告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可能要重新思考一些事情。”
而陈默，已经开始着手组建“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调研结束的那个夜晚，我独自登上学校的天台。城市的灯火在脚下延伸，明明灭灭，就像人间的悲欢。
我看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这里有苦难，也有希望；有黑暗，也有光明。但最重要的是，我看见了真实。
沈清薇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听说你的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
“只是一点水花而已。”
“水花够了，”她轻声说，“只要能荡起涟漪。”
我们并肩看着夜景。远处，城市的轮廓在夜色中起伏，就像这个时代，在阵痛中前行。
那一刻我明白，看见民间，不只是看见苦难，更是看见这个国家的根基。而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不是站在高处指手画脚，而是弯下腰，触摸大地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