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本土化过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体系。其中，“一阐提也可成佛”的思想，无疑是其最具包容性的体现之一。一阐提，原意为“断善根者”，在佛教早期经典中，被视为无法成佛之人。然而，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这一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大乘佛教强调“众生皆有佛性”，即便是最恶劣的众生，只要回心向善，勤修佛法，最终都能成就佛果。这一思想打破了种姓、善恶、智愚的界限，将成佛的可能性赋予了每一个生命体，体现了佛教的广大平等与慈悲为怀。
在中国，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弘扬。唐代高僧慧能创立的禅宗，更是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作为修行宗旨，强调顿悟的重要性，使得成佛之路不再遥不可及，而是人人可修、时时可行的内在觉醒过程。这种对个体潜能的无限信任与激发，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相较于佛教的广泛包容，丹道则展现出一种更为精英化的教学倾向。丹道，作为道教修行的一种方式，其核心在于通过炼养身心，达到长生不老乃至羽化登仙的境界。在这一过程中，“根器”之说成为了筛选修行者的重要标准。根器，即指个人的天赋资质与修行根基，它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够接受并实践高深的道法。
《庄子·大宗师》中虽未直接提及“根器”，但其中关于“真人”、“至人”的描述，已隐含了对修行者资质的要求。至葛洪时代，他在《抱朴子内篇》中明确提出“仙人无种”，鼓励人们相信成仙并非天生，人人皆可追求；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学仙须有“神仙之骨”或禀赋“神仙之气”，这实际上是对修行者内在条件的某种限定。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实则反映了道教在面对广泛群体时的一种策略性调整：既要激发人们的修行热情，又要避免盲目修行带来的负面后果。
明清晚近丹道的发展，更是将根器的要求推向极致。如张三丰在《玄机直讲》中所言，“福德胜三辈天子，智慧胜七辈状元”，方可修道。这种近乎苛刻的条件，不仅强调了修行者必须在世间积累足够的德行与智慧，也暗示了丹道修行的艰难与高深，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这种精英化的教学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道法的纯正与传承的质量，但同时也限制了其普及范围，使得丹道成为了一种少数人的修行方式。
根器之说，是对修行者资质的评判，它揭示了修行并非简单的技术操作，而是与个人内在的生命状态、精神境界紧密相关。一个人的根器，不仅关乎其天赋资质，更体现在其对待生活、对待自我的态度上。一个真正具备修行根器的人，必然是那些能够超越世俗纷扰，保持内心清净，对生命有着深刻洞察与体悟的人。
在修行实践中，根器之说促使修行者不断自我反省与提升。它提醒我们，无论外在条件如何，最重要的是内心的觉醒与转变。即便是在看似不具备“神仙之骨”或“神仙之气”的情况下，通过不懈的努力与正确的修行方法，仍然有可能实现生命的超越与升华。如禅宗所强调的“顿悟”，它并不依赖于外在的资质或条件，而是依赖于内心的觉醒与智慧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