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八节
绿皮火车像条年迈的青蛇，在铁轨上慢吞吞地游移。车轮碾过接缝处的哐当声有节奏地敲着耳膜，车厢里弥漫着煤烟味、汗味和劣质烟草混合的气息，昏黄的灯泡悬在头顶，随着车身摇晃出一圈圈模糊的光晕。我和母亲对面坐着，她靠窗的位置积着层薄薄的灰，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包带——那是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里面装着给姑妈带的嘉兴粽子是车站买的，油纸渗着油星，在布面上洇出浅黄的印子。
“慢车就是这样，”母亲叹口气，把我的围巾又紧了紧，“一路都要给快车让道，咱们且得熬着呢。”
我点点头，看着窗外。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偶尔掠过几盏昏黄的路灯，快得像流星。车厢里人不多，后排有个男人打着震天响的呼噜，前排的大妈抱着个熟睡的孩子，襁褓里露出半只红通通的小脚。母亲推了推我，指着她身旁的空位：“躺会儿吧，看这架势，天亮前到不了上海。”
我蜷起身子，头枕在母亲的膝头。她的棉布裤子带着皂角的清香，膝盖处磨得发亮，却干净得没有一丝褶皱。火车又哐当一声停了，这次停得格外久，窗外传来铁轨工人敲打扳手的叮当声，远处隐约有汽笛长鸣，像困在深巷里的野兽在低吼。我眼皮越来越沉，恍惚间觉得自己像粒被风卷着的尘埃，在无边无际的黑夜里飘啊飘，最后被母亲的手轻轻接住，坠入了梦乡。
再次睁开眼时，车厢里已泛出青白的晨光。母亲正弯腰替我理着压皱的衣领，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到了，上海站。”
下了站台，冷风像小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我缩着脖子打了个哆嗦，才发现上海的冬天比嘉兴冷得更尖锐——嘉兴的冷是裹着水汽的湿冷，黏在皮肤上慢慢渗进去；上海的风却带着股硬劲，刮在脸上生疼，像是从冰窖里直接灌出来的。天刚蒙蒙亮，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站台尽头的信号灯忽明忽暗，像只疲倦的眼睛。
“先找个地方暖和暖和。”母亲拉着我往出站口走，她的手很暖，掌心带着常年握手术刀磨出的薄茧。
车站附近的早点摊冒着白腾腾的热气，我们挑了家挂着“上海小吃”木牌的铺子。豆浆是现磨的，盛在粗瓷碗里，上面浮着层细密的泡沫，喝一口，醇厚的豆香混着暖意从喉咙一直淌到胃里。大饼在铁板上烤得酥脆，咬下去咔嚓响，芝麻的香味混着葱花窜出来。我连喝了两碗豆浆，额头上沁出细汗，再抬头时，天已经亮透了，铅灰色的云被撕开道口子，漏出点淡金色的光。
“大哥，问下到浙江中路怎么走？”母亲向摊主打听，手里还捏着半块没吃完的大饼。
摊主是个络腮胡的中年男人，操着一口带沪语腔调的普通话，指手画脚说了半天，又报了三路公交车的号码。母亲听得仔细，时不时点头应着，末了还从布包里摸出颗水果糖递过去：“多谢了，尝尝我们嘉兴的糖。”
男人笑着接了，塞进嘴里：“客气啥，你们乡下人就是实诚。”
我心里咯噔一下，攥着豆浆碗的手紧了紧。母亲却像没听见似的，拉着我往公交站走，轻声说：“记着路牌，别跟丢了。”
转第三趟车时，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上海的公交车比嘉兴的新，还大，足有嘉兴三台汽车那么长，还长着辩子，扶手擦得锃亮，车窗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我被挤在母亲身后，闻着周围人身上的雪花膏味、油条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属于大城市的气息。有人用沪语高声交谈，语速快得像炒豆子，我大概能全听懂，只觉得他们的语调里带着种天生的熟稔，仿佛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盏路灯，都是他们家的后院。
终于到了浙江中路，街两旁是挤挤挨挨的楼房，墙面上爬满了斑驳的爬山虎，晾衣绳从这栋楼拉到那栋楼，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裳。我们提着包在巷子里转了好几圈，问了修鞋的大爷、买菜的阿姨，才在一条窄得只能容两人并排走的弄堂深处，找到了那家“金华旅馆”。
旅馆的门是褪了漆的木门，推开时吱呀作响。柜台后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抬头打量我们：“住店？”
“我们找亲戚，”母亲上前一步，“她叫于秀琴，是从洛阳来的，在这儿住了些日子。”
老太太哦了一声，在账本上翻了翻：“二楼，203房。我带你们去。”
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颤巍巍的，每一步都发出“咯吱”的呻吟。二楼果然像老太太说的，中间是个方方正正的大客厅，摆着张掉漆的八仙桌，四周全是带编号的房门，像蜂巢里的小格子。姑妈住的203房在转角，门虚掩着，能听见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
老太太敲了敲门：“于同志，有人找。”
门开了，姑妈穿着件灰蓝色的列宁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只是脸色还有点苍白。她看见我们，先是愣住了，看到了我眼睛眨了两下，像是在辨认什么，直到母亲笑着说：“秀琴，我们是嘉兴来的。”
“哎呀！是弟妹啊！”姑妈看见我想到了她弟弟小时候的模样也反应过来了，一把拉住母亲的手往屋里拽，“快进来快进来，外面冷！”她又转头对老太太道，“张阿姨，麻烦您了。”
老太太点点头，转身下楼时还不忘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眼神里带着点探究。
房间不大，摆着两张单人床，一张木桌，一把椅子。墙角的煤炉上坐着个搪瓷缸，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姑妈一边给我们倒热水，一边絮絮叨叨地说：“我这脑子，前阵子磕了下，记性更差了，刚看见你们，愣是没认出来，弟弟这儿子长得跟他真像。”她说话时，手指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脑勺，那里还贴着块纱布。
“医生怎么说？”母亲接过搪瓷杯，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
“说是没啥大事，养着就行。”姑妈笑了笑，从床头柜的网兜里摸出两个苹果，“来，尝尝上海的苹果，比你们那儿的肯定甜甜。”
那苹果确实大，红扑扑的，表皮光溜溜的，不像我们小镇上卖的，总带着点虫眼和疤痕。姑妈拿水果刀削了皮，苹果的清香立刻漫了开来，甜丝丝的，混着煤炉里煤块燃烧的味道，在小小的房间里打着转。我接过递来的苹果，咬了一口，汁水瞬间在嘴里爆开，甜得恰到好处，一点也不涩。
“好吃吧？”姑妈看着我，眼里带着笑意，“上海的水果都是从北边空运过来的，新鲜。”
我点点头，嘴里塞得满满的，说不出话来。那两天，姑妈每天都会买苹果回来，我像只贪嘴的小松鼠，把木桌上的苹果吃得一个不剩。最后一个苹果下肚时，我摸着圆滚滚的肚子跟姑妈说：“姑，这苹果真好，我们镇上的苹果又小又酸，还带股怪味。”
妈妈叹了口气：“大城市嘛，啥好东西都先紧着大城市。他们总叫咱们乡下人，其实也不全是坏心，就是见得多了，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妈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我们乡下也有好的，每次去镇上买肉，都是现杀的猪，新鲜得很。上海人想吃口新鲜肉难着呢，菜场里卖的都是冻了不知多久的，跟僵尸似的。”
我这才知道，姑妈在上海看病，一直住旅馆。“医院病房紧张得很，”姑妈解释道，“除非是快不行的，不然都得自己找地方住。我这算好的，厂里给报销旅馆费，还派了人来看过两回。”
临走那天，姑妈往我们包里塞了一大袋苹果，又从抽屉里拿出个玻璃瓶，里面装着雪白的粉末。“这是珍珠粉，”她说，“我每天都吃，安神的，你不是总说睡不着吗？拿着。”
我瞅着那瓶子精致的玻璃盖，知道这东西金贵，连忙摆手：“姑，我不要，太贵重了。”
“拿着吧，”姑妈把瓶子硬塞进我手里，“公家出钱的，我这工伤，厂里给配的。不拿白不拿，我才不管呢，身体是自己的。”她又转向母亲，压低了声音，“弟妹，我跟你说实话，我这脑子就是轻微脑震荡，养养就好了。但我想通了，以前在厂里拼得太凶，值当吗？现在趁这机会歇着，也挺好。”
母亲看着她，忽然笑了：“你呀，总算开窍了。”
回到嘉兴，父亲已经从乡下回来了。他听母亲说完姑妈的情况，点了点头：“问题不大，就是得放宽心养着。”没过几天，县里也来人了，给母亲送来了结论——她之前被卷进去的那桩案子，查清楚了，跟她没有半点关系。母亲拿着那张盖着红章的纸，手指微微发抖，眼眶却亮得很。
那年春节，家里格外热闹。姑妈带着表哥天峰从上海来了，她说过几天她和天峰要走，让姑父在我们这儿再多住些日子——她说要等政策明朗了再让他回去，不然那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
天峰表哥比我大十岁，正在上海交大读大学。他看见我弟弟，笑着问：“这是冰峰吧？跟我名字就差一个字。”
我这才注意到，弟弟叫冰峰，表哥叫天峰，都带着个“峰”字。母亲笑着说：“你姑夫取的，说‘峰’字好，有骨气，能站得高。”我摸手上的苹果忽然觉得，原来取名字也是件有讲究的事，像在给日子偷偷埋下个盼头。
除夕那天，父亲写了副春联，上联是“雪消门外千山绿”，下联是“春到人间万户欢”。我和天峰表哥一起贴在门框上，浆糊是母亲用面粉调的，黏糊糊的，蹭在手上暖烘烘的。厨房里，姑妈带来的上海苹果摆在盘子里，红得像小灯笼，弟弟冰峰踮着脚够不着，被姑父一把抱起来，举到柜子顶上让他拿。
吃年夜饭时，父亲开了瓶绍兴黄酒，给姑父倒了满满一杯。“来，喝了这杯，”他举起杯子，“新的一年，啥都能好起来。”
姑父眼眶红了，仰头把酒喝了，抹了把脸：“借你吉言。”
窗外的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炸开的火星像撒了把星星。我扒着窗户往外看，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月亮从云里钻出来，给屋顶盖了层银霜。母亲走过来，把件厚棉袄披在我身上，轻声说：“冷不冷？进去吧。”
我摇摇头，看着远处亮着灯的窗户，忽然觉得，那些灯光像一串省略号，后面藏着好多好多的日子。天峰表哥说，他毕业后想到浙江来，浙江是老家。母亲说，等开春了，她想在院子里种点青菜；父亲说，他要把那辆旧自行车修修，带着我们去县城逛公园。
大年初一的太阳特别好，暖融融地照在院子里的积雪上，折射出晃眼的光。我坐在门槛上，看着弟弟冰峰和天峰表哥在雪地里追着跑，听着屋里传来姑父和父亲的笑声，手里攥着那瓶珍珠粉，瓶身被太阳晒得暖暖的。
原来雪化了之后，真的会有春天啊。
我望着远处黛青色的天空，心里忽然笃定起来——那些埋在泥里的日子，那些在黑夜里摇晃的火车，那些带着凉意的上海的风，总有一天，都会长出新的芽来。
《沪上行》
铁马摇风赴沪滨，
姑慈浆暖破冬晨。
一堂笑融檐前雪，
已见春光探旧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