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亮起的瞬间，林远下意识眯了下眼。记者的话音紧跟着传来：“林律师，您觉得这个案子能改变什么？”
他没急着回答，目光扫过人群，落在老陈背影上。那人正被人搀扶着往外走，脚步缓慢但稳。
“我希望它不只是一个故事。”他说完，转身离开。
第二天清晨，律所还没开门，林远已经坐在办公桌前。电脑屏幕亮着，录音文件一条条排列整齐，是他昨夜从手机导出的感谢会上每个人的发言。他逐段播放，听到关键处暂停，把内容记在纸上，再撕下来贴到墙上。断电、强拆、无人回应、证据消失……这些词被红笔圈出，连成一条线，又分出几条支线。
窗外天色由暗转亮，阳光斜照进来时，整面墙已密密麻麻布满纸条。他盯着那张写着“没人来”的便签看了很久，然后在下方补了一行字：**不是没有规则，是规则没被看见。**
三天后，《法治观察》刊发专题报道《一起旧案的余波》。文章指出，某些看似合规的法律背书行为，实则掩盖了权力与资本的不当联结，并以本案为引，呼吁将律师执业伦理审查纳入行业监管重点。
周正言看到这期杂志时，正在办公室煎药。他翻到最后一页，默默合上，把书放在案头。下午他接到司法局电话，邀请参加关于“律师社会责任边界”的座谈。会场里坐满了人，有律协领导，也有高校教授。轮到他发言时，他只说了几句实务中的困境，没提林远的名字。
散会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林远。
“有人提了你的名字。”他说，“不是批评，是建议写进培训教材。”
林远点头，没多问。两人并肩走出大楼，门口停着一辆采访车，记者正收拾设备。周正言忽然停下脚步。
“以前我觉得，只要不犯错，就算守住底线。”他声音低了些，“现在看，光不犯错不够。”
林远看着他。这位曾讥讽他“查旧案不如多接赔偿案”的主任，如今鬓角全白，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
“你来了，就是改变。”林远说。
周正言没回应，只是轻轻拍了下他的肩，像老陈那天一样，然后转身走向停车场。
又过了两天，老陈再次出现在律所门口。这次他没拎布袋，手里攥着一张折了四折的纸。他站在接待区等了近一个小时，直到林远开完庭回来。
“我找了些人。”他把纸递过去，“都是以前被征收过的，有的比我还早几年。他们一直没敢说话，怕惹事。”
林远接过打开，上面列着十几个名字，附带简短情况说明：谁的铺面被半夜拆了，谁的补偿协议签得不清不楚，谁去信访被打发了十年。
“现在他们想试试。”老陈说，“你说的那个维权指南，能不能印点给我们？”
林远没立刻答应。当天下午，他召集团队开了个短会，决定每月第一个周五设为公益咨询日，联合社区发放《征收维权指南》，并安排专人跟进线索登记。
第一场活动定在老城区文化站。那天来了二十多人，多数是中老年人。有人带来泛黄的合同复印件，有人拿着多年前的信访回执。林远和同事逐一接待，记录诉求，能当场解答的就讲清楚，涉及复杂情况的则登记备案。
快结束时，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犹豫着走上前。他不说自己名字，只问：“如果证据早就没了，还能告吗？”
“不一定非要有原始证据。”林远说，“施工记录、供电日志、邻居证言，甚至当年的照片视频，都可能成为突破口。”
那人低头想了会儿，点点头，掏出本子记了下来。
晚上九点多，办公室只剩林远一人。他站在窗前，望着楼下街道。夜风穿过楼宇间隙，吹动路边梧桐树叶。一辆巡逻车缓缓驶过，顶灯旋转，在墙上投下短暂的光影。
他回头看了眼那面贴满纸条的墙。时间线依旧清晰，但意义已不同。起初是为了打赢一场官司，现在是为了理清一种模式——那些被忽视的细节，如何一步步导致权利崩塌。
手机震动了一下。助理发来消息：今天登记了十三条新线索，其中五条具备立案条件。
他回复：“先做初步调查，优先处理涉及老人和残疾人的。”
放下手机，他坐回桌前，打开文档，开始起草一份内部备忘录：《关于典型征收纠纷中共性问题的归纳与应对建议》。写到一半，停下来，在页脚加了一句：
＞ 正义不止于胜诉，更在于让更多人敢于主张。
凌晨一点，他关掉电脑，起身准备离开。灯熄灭前，视线掠过墙上那张泛黄的父亲执业证复印件。镜框边缘有些锈迹，玻璃也蒙了层薄灰。
他没去擦。
走到门口时，顺手带上公文包。包里除了日常卷宗，还放着那份刚打印好的备忘录。拉链合上的瞬间，一张纸角从侧袋滑出半寸，露出标题一行字：**程序正义的盲区识别与补救路径分析**。
走廊灯感应到动静亮了起来。他没回头，脚步均匀地走向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