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云飞身处训练团，表面按部就班地学习、参加活动，言行谨慎，仿佛已逐渐适应了这被无形之网笼罩的生活。中统、军统如同附骨之疽，监视无处不在，使他几乎与晋西北根据地断绝了可靠的联系，方立功的密电也因电波干扰和严密监控而变得时断时续、语焉不详。他感觉自己如同被困在琥珀中的昆虫，空有力量却动弹不得，对前线部队和根据地的牵挂，以及在这孤立无援的陪都寻找破局可能的迫切，煎熬着他的内心。他深知，若不能尽快打破这种信息孤岛和行动禁锢的状态，不仅他个人安危难料，远在晋西北的358团也可能因失去与他的有效策应而陷入险境。
戴笠的宴请是警告，中统的监视是压迫，这些都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在重庆的官方体系内，他难以找到真正的盟友和突破口。必须寻找另一条路，一条隐秘但可能更接近真实、更能触及关键力量的道路。他的思绪，再次投向了那个在华北敌后与他在战火中形成微妙默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其在重庆的公开代表机构。一个念头，在他心中逐渐清晰、坚定：必须设法与中共南方局，尤其是那位以智慧、风度着称、在重庆各界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誉的“周”建立某种间接的、绝对安全的联系。这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基于最现实的战略考量：在当前的困局中，唯有他们，可能与自己有共同的目标（抗日），且有足够的能力和渠道，或许能提供他所急需的信息、视角乃至某种程度的策应。
训练团组织一次关于“战时经济与物资管理”的讲座，主讲人是一位与工商界联系密切、背景复杂的知名学者。楚云飞敏锐地察觉到，这位学者与一些左翼文化人士和民主党派往来频繁，其活动轨迹可能接近南方局的外围。
讲座结束后，楚云飞以请教问题为名，与这位学者进行了短暂的交流。他言辞恳切，只探讨学术和前线物资匮乏的实际困难，但在一来一往的对话中，他极其隐晦地夹杂了几句只有知情人才能听懂的“暗语”——提及了“华北民间合作抗日的有效尝试”以及“对团结真正抗日力量共克时艰的期望”，并巧妙地流露出对当前身处环境“欲报国而无门”的苦闷。那位学者也只是礼貌地回应，但楚云飞相信，如果对方是那条线上的人，必然能捕捉到这细微的信号。
几天后，一个周末的午后，楚云飞按照某种上流社会的时尚，前往一家由外国侨民开设、环境幽静、顾客多为外交官和知识分子的书店。他看似随意地翻阅着外文军事期刊，心神却高度警惕，留意着周围的动静。果然，一位衣着朴素、学者气质的年轻人悄然靠近，低声用英语询问一本冷门历史书的摆放位置。楚云飞心中一动，用事先约定的、看似不相干的诗句中的词汇做了回答。对方眼中闪过一丝了然，随即迅速将一张折叠的小纸条塞入楚云飞正要取阅的一本书中，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
整个过程短暂、自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楚云飞强压住心中的激动，不动声色地拿起那本书，走到角落，迅速浏览了纸条。上面没有署名，只有一行清秀的字迹，是一个位于南岸僻静处的地址和一个时间，后面附有一个简单的符号。这正是一条绝密交通线的接头标志！
按照约定时间和地点，楚云飞经过数次换乘和反跟踪确认，最终来到南岸一处看似普通的民居。接待他的是一位温文尔雅、目光深邃的中年人，自称“吴先生”（楚云飞心知这绝非真名）。没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楚云飞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和身份细节，而是以“一位深感时局艰难、寻求真正抗日力量的华北前线军官”的身份，表达了几层核心意思：一、对当前重庆官场腐败、内耗加剧、抗战力量受掣肘的深切忧虑；二、对华北敌后真实战况和物资困境的通报（透露了部分可公开信息）；三、希望了解国际形势及盟军对华政策的真实动向；四、隐晦表达了在特定情况下与真正抗日力量保持某种“信息沟通”的可能性，以利于共同对敌。
“吴先生”始终冷静地倾听，偶尔插话询问细节，问题都切中要害，显示出对华北局势的深刻了解。他并未做出任何承诺，但明确表示：“先生之忧，亦是许多有识之士之痛。抗日救国，乃民族大义，凡有利于此者，志士仁人皆当尽力。先生所虑，我会设法转达。然山城水深，步步惊心，先生务必珍重。若有急情，可循此法联络。” 他交给了楚云飞一个更复杂的紧急联络方案。
这次短暂而危险的会面，虽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却让楚云飞沉重的心情为之一松。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声音和困境，传递到了一个可能具有影响力的渠道。他并不知道“吴先生”究竟是谁，信息最终能否到达“周”案头，但这第一步的迈出，本身就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在这座被重重迷雾和监视笼罩的山城里，他终于不是完全孤立的了。他找到了一条可能的、通向外部真实世界和潜在支持的生命线。
走在返回驻地的湿滑石阶上，夜雨微凉，楚云飞却感到一丝久违的振奋。尽管前路依然吉凶未卜，但与“自己人”（至少是抗日战场上的同路人）取得联系的这一步，为他在这孤城中的斗争，注入了一线微光，也为他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可能和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