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清宫出来，朱允炆只觉得胸口堵着一团火，烧得他五脏六腑都疼。
他在心里狠狠咒骂：“朱允熥这个天生的坏种，竟给我下这样的套！那穷乡僻壤的鬼地方，谁爱去谁去！烦死了！”
可骂归骂，皇祖父金口已开，这事再无转圜余地。他就像被硬架上了火堆，不去也得去了。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东宫，一头扎进母亲吕氏的殿内，将打赌和皇祖父的决定原原本本说了出来。
吕氏一听，又急又气，心疼得不行：
“什么？让你去当县令？这怎么行！那县里什么光景？你吃得好吗？住得惯吗？那些底下当差的胥吏最是奸猾，还有那些不知好歹的刁民，哪个是省油的灯？皇爷爷……皇爷爷怎么会答应这种糊涂主意！”
朱允炆悻悻地塌着肩膀：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关键是……关键是儿子真的不会啊！收租、派役、审案子、管钱粮……我光是听听就一头雾水，到时候岂不是要闹出天大的笑话？”
吕氏看着儿子这副模样，又是心疼又是焦虑，在原地踱了几步，忽然眼睛一亮：
“你不会，有人会啊！你快去请教黄先生！他满腹经纶，学问最是扎实，定能给你有用的指点！”
朱允炆此刻也是病急乱投医，觉得母亲说得在理，立刻便去寻他的老师黄子澄。
听朱允炆说完前因后果，黄子澄眉头紧紧皱起，觉得这两位皇孙行事未免太过跳脱儿戏。天家贵胄，竟然跑去地方当县令，还以此打赌，成何体统？
然而，当朱允炆急切地向他请教具体该如何治理一县，比如如何厘清隐田、如何催收欠税、如何应对积年旧案时，黄子澄捻着胡须，一时竟有些语塞。
他虽是科举场上的精英，殿试探花，但一入仕便在清贵的翰林院，平日接触的是经史典籍、诏诰文书，于这地方行政的琐碎实务，实在是两眼一抹黑。
可学生眼巴巴地来请教，他这做老师的岂能说“不知道”？
他只能硬着头皮，搜肠刮肚地引经据典：
“殿下，《论语》有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为政者，首重一个‘信’字，示民以诚，则民自服膺。至于钱粮刑名，皆有朝廷法度可循，只需秉持公心，恪守律条，自能纲举目张……”
他说的都是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听起来冠冕堂皇，却没有一句顶用。
朱允炆虽然一窍不通，却也听得出来，老师这番话如同隔靴搔痒，根本没什么实际用处。
他心中那点希望之火，渐渐熄灭了，只剩下更大的茫然和无措。
与朱允炆分开后，朱允熥回到自己殿中。
先前在皇祖父面前的从容笃定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实实在在的焦虑。
“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县令……到底该怎么当？”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他自信能胜过朱允炆不假，但取胜并非最终目的。
父皇说得对，一县之事，繁杂无比，绝不是靠夸夸其谈、指手画脚就能办成的。
他前世虽未当过官，却也深知基层是各类矛盾的交汇点，水最深，也最难办。
自己这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真要上手，怕是连衙门大门朝哪边开都摸不清。
“不行，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找谁求助？
满朝文武他不能轻易结交，翰林院的学士们只会掉书袋。
念头一转，他立刻唤来了东宫首领太监夏福贵。
夏公公很快小跑着进来，脸上堆着笑：“殿下，您唤老奴？”
朱允熥没工夫绕弯子，直接吩咐：“夏公公，你立刻去给孤找一两个县令来。”
夏福贵一愣，小心问道：“殿下要见县令？不知是为何事，老奴也好……”
“别打听那么多，”朱允熥打断他，“速去！找那种精明干练、遵纪守法、官声清正的过来。记住，要快，别误了孤的事！”
见朱允熥语气急切，夏福贵连忙躬身：“是是是，老奴这就去办，定给殿下寻来妥当的人。”
夏福贵办事果然利索，第二天下午，便真领了两位县令悄无声息地进了东宫。
这两位县令，一个姓王，一个姓李，都是京畿附近小县的父母官。
骤然被准皇太孙召见，两人皆是诚惶诚恐，进了殿便大礼参拜，伏在地上头也不敢抬起来。
“不必多礼了，”朱允熥虚扶一下，让人看座，
“今日请二位来，是想请教些实务。孤想知道，治理一方小县，究竟有何窍门？
里里外外，有哪些弯弯绕绕是外人不知道的？你们但说无妨，孤只想听真话、实话。”
王、李二位县令对视一眼，心里更紧张了，额头上的汗水刷刷往下流。
朱允熥看在眼里，很温和地说道：
＂你们不用怕，孤召你们来，就是诚心请教，你们照实讲，讲的对讲的不对，都无妨。＂
两个县令见皇孙态度如此诚恳，渐渐放下心来。
朱允熥再三命他们坐，他们都不敢坐，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地说开了。
从如何应对州府衙门的摊派，到如何安抚辖内的乡绅大族；
从清查田亩户籍的土办法，到审理民间纠纷时的话术技巧；
乃至钱谷刑名文书该怎么处理，如何驾驭那些盘根错节、心思各异的胥吏……
他们说的不是什么圣贤大道理，全是琐碎甚至有些上不得台面的实际经验，却恰恰是朱允熥此刻最需要了解的实情。
他凝神静听，不时追问几句，心中那个模糊的“县令”形象，终于渐渐清晰、丰满了起来。
两位县令见皇孙殿下听得认真，问得仔细，开始掏心窝子地讲起实实在在的“真经”。
王县令压低了点声音道：
“殿下，就说这征收钱粮，账册上的数目是一回事，地里的收成是另一回事。
若不懂‘踢斗’、‘淋尖’这些门道，不懂如何应对大户的‘诡寄’、‘飞洒’，任凭您喊破嗓子，这税粮也收不齐，收上来了数目也对不上。”
李县令接着补充：
“还有那些衙门的胥吏，个个都是地头蛇，盘根错节。他们熟悉律例条文，更懂得如何钻空子。
若不能恩威并施，既用其能，又防其奸，轻则被他们蒙蔽，重则被他们架空了还不自知。
审案子也不能光看状纸，得多方查证，有时乡老、里正的一句话，比苦主和被告吵上半日还有用。”
他们又讲了如何平衡县内几个大族的关系，如何在春耕秋收时督促生产，如何应对上级突如其来的摊派，甚至如何从百姓的衣着、面色、市集的物价等细微处判断当年的光景……
这些话语，没有半句引经据典，却句句透着烟火气，带着泥土味，将一县之治的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血淋淋地摊开在朱允熥面前。
朱允熥听得眼神越来越亮，先前盘踞在心头的迷雾被这些实实在在的经验一点点驱散。
他恍然大悟，治理一方，需要的不是高悬空中的道德文章，而是这种扎根于泥土的、近乎笨拙的务实智慧。
“原来如此……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朱允熥长舒一口气，由衷地感慨道，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孤今日才知，你们这百里侯，当得实在是不容易。”
他心情大好，对侍立一旁的夏福贵示意：“取二十两银子来，王县令、李县令今日辛苦了，一人十两，算孤一点心意，回去给家中孩儿添些笔墨。”
两位县令没想到还有赏赐，而且是皇孙殿下亲口肯定他们的“不容易”，顿时受宠若惊，千恩万谢地接过银子，躬着身子，心满意足地退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