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二字，如同打开了地狱之门的咒语，一旦被念出，便再也无法收回。
它不再是老军医口中颤抖的猜测，不再是流民营地角落里无人问津的零星死亡，而是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摧枯拉朽的姿态，在洛阳这座刚刚戴上王冠的城池内，轰然爆发。
疫情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也击碎了任何侥幸的心理。
它如同潜伏已久的恶魔军团，终于等到了总攻的信号，从阴暗潮湿的流民窝棚区，如同野火燎原般，向着相对“体面”的城内居民区，以及人员密集、卫生条件同样堪忧的军营，疯狂蔓延。
洛阳城，瞬间从“新顺王”登基的虚假喜庆中，坠入了无边无际的恐怖深渊。
一幅活生生的、惨绝人寰的地狱绘卷，在每个人眼前缓缓展开，每一笔都蘸满了死亡的颜色。
最先被辨认出的，是腺鼠疫的恐怖症状。
患者腹股沟、腋下或颈部的淋巴结（俗称“疙瘩”）在极短时间内肿大到鸡蛋甚至拳头大小，坚硬如石，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剧痛，让患者无法行走、无法躺卧，只能在痛苦的呻吟中扭曲翻滚。
高烧持续不退，将人的意识烧得模糊，最终在极度的痛苦和衰竭中死去。
这是瘟疫最典型的形态，也是最初被识别的形态，但绝非最可怕的。
很快，一种更加致命、传播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恶魔——肺鼠疫，露出了它狰狞的獠牙。
部分患者（尤其是身体相对强壮者）在感染后，病情急转直下，迅速出现呼吸系统的恐怖症状：
剧烈的、仿佛要将五脏六腑都咳出来的咳嗽，咳出的不再是痰，而是带着气泡的、粉红色或血色的泡沫！
呼吸变得极度困难，如同被人扼住了咽喉，脸色因缺氧而呈现可怕的青紫色。
肺鼠疫患者通过飞沫就能将病毒传染给周围数米内的任何人，传染性极强。
一个咳嗽，就能让整个房间的人陷入死亡阴影。
往往发病后一两天内，患者就会在窒息般的痛苦中迅速死亡，死状极其凄惨。
而最为凶险、几乎不给任何生还机会的，是败血症鼠疫。
病菌进入血液，引发全身性的感染和败血症。
患者身上会迅速出现大片大片的、触目惊心的黑紫色瘀斑或疱疹，仿佛身体从内部开始腐烂、发黑。
伴随着超高热、休克和多器官衰竭，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从发病到死亡，有时甚至不足二十四小时。
这是死神最直接的镰刀，无情地收割着生命。
死亡，不再是悄无声息的个别事件，而是成片成片、大规模地降临。
昔日还算热闹的街市，如今一片死寂，取而代之的是从紧闭的门窗后传来的压抑的咳嗽声、痛苦的哀嚎声和绝望的哭泣声。
街道上，开始出现倒毙的尸体——
有的是在逃亡途中突然发病倒下，有的是被家人无奈抛弃在门外，有的则是全家死绝，无人收殓。
这些尸体姿态扭曲，面色青黑，身上往往带着可怖的肿块或黑斑，无声地诉说着瘟疫的残酷。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最初的反应是极度的恐慌和混乱。
人们疯狂地寻找一切据说可以“避瘟”的方法：焚烧艾草、悬挂符咒、饮用各种稀奇古怪的药汤……但这一切，在无孔不入的鼠疫杆菌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可笑。
家家闭户，人人自危，邻居之间不敢往来，亲人之间互相猜疑。
曾经“迎闯王”的热情，早已被对死亡的恐惧冲刷得一干二净。
大顺政权在最初的震惊和失措后，不得不采取行动。
李自成下令，由牛金星和刘宗敏共同负责“防疫”。
然而，在一个缺乏基本公共卫生知识和有效组织能力的政权面前，所谓的“防疫”，更多是野蛮和绝望的象征。
收尸队被仓促组建起来，成员多是监狱里的死囚或是被重赏诱惑的胆大士兵。
他们穿着用油布或厚布临时缝制的、简陋得可笑的“防护服”，用布条紧紧捂住口鼻，手持长竿和推车，如同鬼魅般穿行在死寂的街道和营房间，将一具具已经开始腐烂发臭的尸体搬上车辆，运往城外指定的地点。
那里，巨大的焚尸坑日夜不停地燃烧着，滚滚黑烟直冲云霄，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焦糊臭味，将天空都染成了不祥的灰色。
这景象，比任何战场上的尸山血海都更加令人绝望，宛如末日审判的预演。
军营成为了重灾区。
士兵们密集居住，卫生条件恶劣，疫情一旦传入，便如烈火烹油。
整营整队的士兵病倒、死亡，军营中哀鸿遍野，士气彻底崩溃。
军官们自身难保，指挥系统近乎瘫痪。
曾经威震中原的数十万大军，在看不见的瘟神面前，变成了一群待宰的羔羊。
疫情，彻底失控了。
洛阳城，这座承载着李自成帝王梦想的“新顺”王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锣鼓喧天、旌旗招展的“喜庆之都”，瞬间坍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散发着死亡气息的人间地狱。
权力、财富、野心……
在绝对平等的死亡面前，都失去了意义。
黑死病的阴影，如同巨大的幕布，笼罩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吞噬着一切生机。
希望的微光，在这片绝望的绘卷中，似乎已彻底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