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未能一举踏平晋阳的些许遗憾，朱温回到了洛阳休整。然而，盘点此次北伐的收获，他心中那点不快很快被更大的野心所取代。李克用虽未死，但已元气大伤，地盘萎缩至十一州，兵力不足五万，控制人口更是锐减至不足六十万，且多是老弱。广袤的河东大地，许多地方已是千里无人烟，一片死寂。在朱温看来，这只昔日猛虎，已然变成了苟延残喘的病猫，来年春夏再行征伐，必可手到擒来。
但就在他筹划着下一次北方战役时，来自东南的消息如同一记重锤，敲碎了他的如意算盘。钱镠竟然拥立了流落民间的棣王李祤为新帝，并昭告天下！这一手政治牌打得极其漂亮，瞬间让朱温手中控制的、被困在长安的唐昭宗，从“奇货可居”变成了“烫手山芋”，甚至成了一个政治包袱——他朱温，成了挟持天子、阻挠正统的国贼！
强烈的嫉妒和不甘，加上对最高权力的渴望，让朱温萌生了干脆自己称帝的念头。他与头号心腹敬翔密议。老谋深算的敬翔深知此事需谨慎，建议他效仿古代权臣如曹丕、司马炎等人，玩一出“三辞三让”的把戏，先由昭宗“自愿”禅让，再由朱温假意推辞，群臣再三劝进，最后“不得已”而为之，如此方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阻力，粉饰太平。
朱温表面上满口答应，但其内心早已被急不可耐的欲望填满。他嫌那套程序太过繁琐耗时，唯恐夜长梦多，更担心钱镠利用“新帝”招牌进一步整合人心。一个阴狠毒辣的念头在他心中形成。他暗中指示心腹将领，时任左龙虎统军的氏叔琮，以及枢密使蒋玄晖等人，行“斩草除根”之绝户计。
光化二年（899年）春，一场精心策划的宫廷血案在长安大明宫内发生。氏叔琮、蒋玄晖率牙兵闯入内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唐昭宗李晔及其后妃、皇子、公主等满门屠戮殆尽！可怜昭宗李晔，登基之初也曾意气风发，立志中兴唐室，却在藩镇割据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先后被宦官、军阀们挟持、凌辱，目睹兄弟、儿子被杀，最终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一家老小死于非命，大唐皇统，以最血腥的方式在他这一支几近断绝。
消息传到洛阳，朱温先是佯装震惊和悲痛，随即跑到敬翔那里，演了一出蹩脚的戏：“这…这如何是好！我明明吩咐氏叔琮要好生‘护卫’陛下，他…他怎能会错了意，以为我说的是反话，竟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如今陛下罹难，禅让之事已成泡影，这…这该如何是好啊！”他捶胸顿足，仿佛痛心疾首，最后图穷匕见，“事已至此，天下不可一日无君，要不…咱们就直接称帝吧？”
敬翔看着朱温那拙劣的表演，听着这无耻的提议，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气得几乎要吐血。他深知这必然是朱温暗中指使，如今木已成舟，弑君恶名已然背定，任何粉饰都显得苍白无力。他辅佐朱温多年，虽知其残暴，却也没想到会行此绝灭人伦、自绝于天下之事。但事已至此，他已别无选择，只能陪着朱温将这出烂戏唱下去。他疲惫地闭上了眼睛，无力地挥了挥手，算是默许。
既然遮羞布已被自己亲手扯下，朱温便再无顾忌。他紧锣密鼓地操办起登基大典，几乎是踩着钱镠拥立新帝的脚跟，在光化二年夏五月，于洛阳匆忙称帝。
他建国号“大梁”，定年号为“开平”，寓意开创太平。为了显示自己疆域辽阔、超越前代的气象，他竟一口气设置了四座都城：以洛阳为东都，长安为中都，凤翔为西都，河中为北京。
在官制上，他将枢密院改为崇政院，任命敬翔为崇政院使，并封其为平阳郡王，以此安抚这位最重要的谋士。同时，大封功臣，葛从周为汝南郡王，张全义（被赐名朱友奭）为河阳郡王，自己的亲生儿子们则不论长幼，一概封王，迅速构建起一个以朱氏家族为核心的新朝班底。
然而，内心深处，朱温对近在咫尺、实力恐怖的钱镠充满了恐惧。他不敢将统治中心放在离江淮前线太近的洛阳，于是决定将真正的皇宫和家眷安置在更靠西的长安。由于时间仓促，根本来不及新建宫室，他便直接沿用被血洗过的大唐皇宫，只是稍作修缮，便迫不及待地住了进去。
称帝之后的朱温，似乎为了向世人证明“大梁”的正统与兴盛，开始大肆折腾长安的宫城。然而，其行为却如同儿戏，更像是一个暴发户在炫耀财富。
整个所谓的“开平元年”（亦即光化二年下半年），长安大明宫乃至整个宫城区域，彻底变成了一个喧嚣不止、敲敲打打的大工地。朱温的宫殿修建毫无规划，全凭他一时的喜好。今天觉得东殿不够气派，便下令拆毁重建，自己暂时搬到西殿居住；明天等到西殿修葺一新，他又觉得西殿好了，便搬过去，转而下令把刚刚修好的东殿再拆掉，要建一个“更大更好”的。
于是，长安的官员和百姓们，便目睹了这样荒诞的景象：皇帝陛下的銮驾在尘土飞扬的宫城内来回迁徙，身后是无数被驱役的工匠民夫，在监工的皮鞭下，拆了建，建了拆。巨大的木材和石料不断运入运出，耗费的钱财如同流水，整个工程除了劳民伤财、满足朱温那扭曲的虚荣心外，毫无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