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完那封信，我没有给台下的记者们留出太多酝酿情绪的时间。我知道，共情牌只能打一次，打完之后，必须立刻抛出实质性的东西，来回应公众最核心的关切。
我抬起头，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或感动、或惊愕、或审视的脸，声音恢复了冷静和沉稳。
“各位，刚才那封信，代表了我们临川教育系统最沉痛的反思。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教育，病了。”
“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辩解，也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我只想告诉大家三件事：第一，发生了什么；第二，我们做了什么；第三，我们将要做什么。”
我的话，简洁明了，直奔主题。台下的记者们立刻打起了精神，纷纷打开了录音笔，举起了相机。
“第一，关于大家最关心的事件真相。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由县纪委、县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已经正式进驻实验中学。大家关心的涉事班主任张老师，已于昨晚被停职，正在接受调查。调查过程将全程录像，调查结果，将在第一时间，毫无保留地向全社会公布。我们承诺，绝不包庇，绝不纵容，无论是谁的责任，都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这番话，干脆利落，直接回应了公众对“真相”和“追责”的诉求，给所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第二，从事发到现在，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没有删过一个帖子，没有屏蔽过一条评论。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逝者家属，我们的局领导，现在依然守在灵堂。我们成立了心理疏导小组，已经开始对实验中学的全体师生，进行一对一的心理干预。我们知道，这些都无法挽回一个逝去的生命，但我们在尽我们所能，去弥补，去抚慰每一个在这场悲剧中受伤的人。”
我将我们过去二十四小时所做的所有“人性化”的努力，全部公之于众。这不仅是在汇报工作，更是在向社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是有人情味的，我们是在乎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未来，我们将要做什么。”
我微微停顿，加重了语气，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
“一场悲剧，如果不能换来一场深刻的改革，那将是更大的悲剧。经局党组连夜研究决定，我们将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在全县教育系统内，立刻推行三项改革措施。”
“第一：成立‘临川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我们将聘请省内最专业的心理专家团队，为全县每一所学校，配备至少一名常驻心理辅导老师，并开通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我们要让每一个感到痛苦和无助的孩子，都能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窗口。”
“第二：改革教师绩效考核办法。从下个学期开始，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评价’，将首次被纳入对教师和学校的考核体系，并且占有相当大的权重。我们要用制度告诉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教会孩子如何考高分，很重要；但教会他们如何健康、快乐地成长，更重要！”
“第三：设立‘校长接待日’和‘局长信箱’。从下个月开始，全县每一位中小学校长，每周必须有一天，在办公室接待学生和家长的来访。我本人，以及我们教育局所有的领导，也将公开我们的电子信箱。我们要把所有问题，都摆在阳光下解决，再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的呼救，被淹没在沉默之中。”
这三条改革措施，是我昨晚和周毅紧急商议后，又连夜向陈东海汇报，并得到他首肯的。条条都针对了当前应试教育的核心弊病，条条都显得诚意十足，充满了改革的魄力。
当我宣布完这三条措施后，整个发布会现场，彻底安静了下来。
记者们都忘了提问。他们只是震惊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这些话，会从一个县城教育局的干部口中说出来。
许久，台下才响起了一阵压抑不住的、雷鸣般的掌声。
那掌声，不是送给我的，而是送给那份久违的担当、那份直面问题的勇气、那份对教育初心的回归。
我知道，这场危机，到这一刻，才算是真正被解除了。我们不仅扑灭了火，还在一片焦土之上，亲手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发布会结束后，我几乎是虚脱般地走下台。
周毅在后台等着我，他一言不发，只是走上来，重重地给了我一个拥抱。
“好小子……”他拍着我的后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你……给我们临川教育，挣回了尊严。”
当天下午，舆论的风向，发生了180度的彻底逆转。
市里、省里各大主流媒体，纷纷以《一场危机发布会，何以赢得满堂掌声？》、《临川教育的深刻反思与自我救赎》等标题，对我们的危机公关进行了正面的、甚至是高度赞扬的报道。
网上，那些愤怒的谩骂，也渐渐被理性的讨论和积极的建言所取代。
“这三条改革措施要是能落实，我第一个把我孩子转回临川读书！”
“为这个发言的江主任点赞！有水平，有担当，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干部！”
甚至连最开始对我们措辞严厉的几家中央级媒体的官方微博，也转发了发布会的视频，并配上了“直面问题是最好的担当”的评论。
一场足以让整个领导班子下台的滔天危机，就在这短短的两天内，被我们硬生生转化成了一次广受赞誉的正面典型。
这其中的惊心动魄和翻云覆雨，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体会。
……
三天后，事件的余波渐渐平息。
联合调查组公布了最终结果，认定班主任张老师存在严重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将其开除，并吊销教师资格证；实验中学校长马德胜，负有管理失察的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免职。
教育局内部，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分管德育的王副局长，被党内警告处分。
一切，似乎都尘埃落定。
而我，也回到了那个略显冷清的“史志办”，仿佛之前那场惊心动魄的风暴，只是一场梦。
局里的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那是一种混杂着敬畏、好奇，甚至还有一丝疏离的复杂情感。他们明白，我这条“龙”，已经不是“史志办”这个浅水池子能困得住的了。
陈东海和周毅，都默契地没有找我谈话。他们知道，经过此事，任何形式的“冷处理”，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这场风暴带来的权力格局的微妙变化，也需要时间，来重新思考，该把我这枚能量巨大的棋子，摆在棋盘的哪个位置。
我乐得清静，每天看看史料，喝喝茶，偶尔和林雪宁发发微信，约个会，日子过得前所未有的惬意。
我知道，我在等。
等一个电话，等一个来自更高层面的、决定我下一步命运的信号。
这个信号，在一周后的一个下午，悄然来临。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研究一份关于临川县民国时期私塾教育的旧档案，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区号显示是县委大院的。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按下接听键，里面传来一个年轻而又极为客气的男声。
“您好，请问是教育局的江远，江主任吗？”
“我是。请问您是？”
“江主任您好，我是县委办公室的，我叫陈思宇。”对方的语气，带着一种机关秘书特有的谦和与严谨，“是这样的，我们张书记，看了前几天新闻发布会的完整视频，对您在会上提出的那几点改革思路，非常感兴趣。”
张书记！
县委一把手，张青峰！
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半秒。
只听那个叫陈思宇的秘书，继续用他那不疾不徐的语调说道：
“张书记说，想听您当面，再详细地汇报一下您的想法。不知道江主任您，明天上午十点，有没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