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艾的军队踩着绵竹的血迹逼近成都时，刘禅在太极殿上掷下的降书，与其说是懦弱的选择，不如说是蜀汉这艘千疮百孔的船，终于撞上了早已注定的礁石。后人论及蜀汉灭亡，多归咎于后主昏庸、黄皓乱政，或姜维北伐空耗国力，却鲜少有人剖开表层，直视那深入骨髓的结构性病灶——这不是某个人的错，而是从立国之初就埋下的、由制度、族群与信念交织成的死结。
一、制度性失血：“客籍政权”的权力闭环与资源掠夺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蜀时，带往益州的荆州集团（含早期追随者）不足两万人，仅占益州总人口的3%，却要统治近七十万本土百姓。为巩固权力，刘备刻意构建了“客籍优先”的金字塔体系：顶端是刘备嫡系（如关羽、张飞），中层是荆州士人（如诸葛亮、蒋琬），底层才是益州本地豪强与百姓。这套体系在《蜀科》中被制度化——“荆州籍官员擢升优先级高于益州籍”“益州商户税比荆州移民高两成”，甚至连兵役都明文规定“益州人占七成，荆州人占三成”。
这种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掠夺性的种子。诸葛亮北伐时，益州每十户就要出一丁一兵，而荆州移民聚居的南郡（蜀地侨置郡）却能享受“三丁抽一”的优待；蒋琬执政时，为修建涪城宫室，强征益州百姓服徭役，荆州移民却可通过“捐粮免役”避祸。益州士族张裔曾上书直言“蜀人疲于奔命，楚人（荆州移民）安坐高堂”，却被斥责“离间君臣”，贬为巴郡太守。
更致命的是权力闭环的自我强化。蜀汉朝廷的核心职位（如尚书令、护军将军）几乎被荆州集团垄断，益州人最高只能担任郡太守或谏官，且不得参与军事决策。这种“外来者专政”的制度，让益州人逐渐认清一个现实：蜀汉从来不是“我们的国家”，而是“他们的战利品”。当邓艾兵临城下时，益州士族谯周一句“若降魏，蜀地可保，百姓无忧”，便轻易瓦解了抵抗意志——不是益州人寡恩，而是四十年的制度性掠夺，早已耗尽了他们的归属感。
二、族群撕裂：从“共抗曹魏”到“蜀人治蜀”的信念崩塌
蜀汉立国的法理基础，本是“汉祚延续”与“共抗曹魏”。刘备称帝时，益州士族曾短暂认同这一叙事——毕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天下共敌。但随着时间推移，荆州集团的排他性逐渐暴露，“共抗曹魏”的天下，慢慢变成了“荆州人用益州的血，报自己的仇”。
这种撕裂在三次关键事件中被不断放大：
- 章武二年（222年）夷陵之战，刘备为给关羽报仇，强征益州五万新兵参战，大败后“尸骸塞江”，益州人家家有丧，却见荆州将领家属“皆得厚葬，益州兵尸骨无收”，当时便有民谣传唱“蜀地血，荆州酒，醉杀刘郎不用刀”。
- 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街亭之败本是马谡（荆州人）之过，却诛杀益州籍将领张休、李盛以泄愤，“蜀人皆怨”。
- 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北伐，围狄道时粮尽，竟强抢陇西羌人粮草，导致羌人倒戈，而随军的益州士兵“冻饿死者过半”，荆州籍士兵却“皆有御寒衣”。
益州士族从“合作”转向“离心”，并非突然的背叛。早在延熙年间，犍为太守李邈就曾上书：“陛下（刘禅）本蜀人，当知蜀地之苦。若终为荆州人所挟，恐蜀人无噍类矣。”这份上书石沉大海，却道出了益州人的集体焦虑。当邓艾兵临城下时，益州士族的“劝降”，本质上是“换个主人，或许能活得好点”的无奈选择——就像佃农对剥削自己的地主说：“新来的地主再坏，还能比你更坏吗？”
三、信念异化：“兴复汉室”沦为权力工具与情感绑架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下“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时，或许真有其赤诚。但到了姜维时代，这八个字已异化为荆州集团维系特权的工具。
蜀汉后期的“北伐”，早已不是战略需要，而是政治表演。姜维九伐中原，胜率不足三成，却每次都大肆宣扬“斩将数员”“夺粮千斛”，实则是为了向刘禅证明“荆州派仍有价值”。更讽刺的是，为凑军饷，姜维默许荆州将领在蜀地私设关卡，“每过一县，税加三倍”，益州百姓怨声载道，却被斥为“不知兴复大义”。
这种“信念异化”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绑架了所有人的情感。反对北伐的益州人被贴上“不忠”的标签，连刘禅想停北伐，都被荆州派以“先帝遗志”逼得收回成命。当“兴复汉室”变成“荆州人压迫蜀人的借口”，这个政权的精神支柱，早已蛀空成了朽木。
钟会大军压境时，刘禅在朝堂上问计，益州士族异口同声劝降，荆州派虽喊“死战”，却无一人愿领兵——他们喊了一辈子“兴复汉室”，真到需要用命去填时，才发现那不过是自己编织的谎言。
四、结语：没有哪场灭亡是突然降临的
成都城破那天，益州百姓“夹道迎魏师”，不是因为他们热爱曹魏，而是因为蜀汉的灭亡，对他们而言更像“解缚”。荆州集团四十年的统治，用制度固化了阶层，用族群撕裂了人心，用信念的名义行掠夺之实，最终让“蜀汉”二字，在益州人心中变成了“外来者的枷锁”。
后世论史者常叹“蜀汉得人心而失天下”，却不知他们得的，从来只是荆州人的“心”，失的却是益州人的“命”。一个政权若把自己变成“客籍征服者”，把治下百姓视为“供养者”而非“共同体”，纵有诸葛亮般的贤相、姜维般的勇将，也难逃“根腐而亡”的结局。
正如谯周在《仇国论》中所言：“大国小邦，强者弱者，不在于名号，而在于‘民归之’。民归之，则弱可强；民离之，则强可弱。”这句话，或许才是蜀汉灭亡最根本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