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州将最后一本税册码进木箱时，指尖沾了层薄薄的灰。苏临州蹲在旁边翻检那些散落的竹简，忽然抽出一枚递过来：“你看这个，建兴六年的盐铁税册，益州商户的税率比荆州商户高五成。”
沈砚州接过竹简，上面的墨迹因潮湿有些晕染，但“蜀郡商户（益州籍）：盐税三十取一，铁税二十取一”与“荆楚商户（荆州籍）：盐税五十取一，铁税三十取一”的字迹依旧清晰。他皱了皱眉：“这不是明着欺负人吗？”
“何止欺负人。”苏临州又翻出几枚竹简，“你再看这组——建兴八年的粮价记录，成都本地粮商（益州人）卖粮，每斛收市税十钱；从荆州运粮来的商户，每斤只收五钱。更荒唐的是这个，”他指着一枚刻着“酒肆税”的竹简，“益州人开的酒肆，每月缴钱二十；荆州人开的，缴十钱还能凭同乡会的帖子再免两钱。”
沈砚州把税册往箱里一塞，木箱发出沉闷的响声：“难怪益州人总说‘蜀地是蜀人的蜀地’，这税册上的字，比刀子还扎心。”
两人正说着，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原来是益州本地的几个里正带着百姓堵了州府门，手里举着自家的税单——上面的“人头税”一项，益州人每户每年缴三百钱，荆州移民却只缴一百五十钱。“凭什么他们住进来没几年，缴税倒比我们土生土长的还少？”一个白发老丈举着税单发抖，“去年旱灾，地里颗粒无收，税吏还来催，说‘荆州贵人的供奉不能少’！”
苏临州踮脚往那边望，低声道：“上个月我去郫县查粮库，见荆州籍的军官在粮仓里挑好米，说是‘给前线将士备的’，转头就往自家马车装。益州人缴的粮，倒有三成被他们这样分了。”
沈砚州忽然想起今早整理的户籍册：“你发现没？这几年益州人报‘绝户’的越来越多。有个里正跟我说，不是真没人了，是实在扛不住税，举家逃去南中了。留下的，要么是走不动的老弱，要么是被‘连坐’捆着走不了的。”
“更绝的是征兵。”苏临州从怀里掏出一卷帛书，“这是去年的征兵册：益州人三个男丁抽两个，荆州人五个抽一个，还都是去最前线的。你说，要是外敌来犯，益州人会拼命吗？”
正说着，州府里冲出几个荆州籍的侍卫，举着鞭子就往人群里抽。老丈躲闪不及，被抽中胳膊，税单飘落在地。一个年轻后生扑过去捡，被侍卫按在地上拳打脚踢。人群瞬间炸了锅，有人抄起路边的扁担，有人往侍卫身上扔泥块，混乱中，不知谁喊了句“反了算了”，竟有不少人跟着应和。
沈砚州拽着苏临州往后退，躲进旁边的茶肆。隔着窗纸，能听见外面的喊声越来越大：“把荆州官赶出去！”“税册烧了！”“让他们看看蜀人的厉害！”
苏临州望着窗外飘动的税单残片，忽然道：“你说，要是当初税册上的数字都一样，会不会就没这些事？”
沈砚州没接话。他想起前几日在档案室看到的旧档：章武三年，先主刚定蜀地时，税册上的“益州”“荆州”字样是划掉的，旁边注着“一体均赋”。那时的粮仓，益州人和荆州人领粮的队伍排在一起，谁也没插队；征兵时，成都的益州少年和荆州少年勾着肩去的军营，家书里还说“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铺”。
“后来怎么就变了呢？”苏临州的声音带着茫然。
沈砚州捡起脚边一片飘落的税单残片，上面“荆州商户”四个字被踩得模糊：“大概是有人觉得‘自己人’该特殊点，忘了‘自己人’久了，就把别人当‘外人’了。”
外面的喧闹渐渐平息，侍卫把闹事的百姓捆了几个，扔上囚车。老丈的税单被一个小吏捡起来，揉成一团扔进了泥水里。苏临州看着那团纸慢慢沉下去，忽然道：“我前几天去江边，见益州的船工在补船，说要去南中运盐。他们偷偷跟我说，南中虽偏，税却公平，‘至少官老爷不看你是哪来的’。”
沈砚州默然。他低头看着箱里的税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忽然活了过来——每一笔“荆州减半”“益州加倍”的刻痕，都是在人心上划的口子。口子浅时，人忍着；深了，血就流出来了；流得多了，再结实的身子骨，也经不住这样耗。
暮色降临时，两人往回走。经过城门口的石碑，上面“汉祚永固”四个大字被人用石头砸掉了一角，露出里面的碎石。沈砚州伸手摸了摸缺口，石碑的棱角硌得手心生疼。
“你说，这蜀地的天，是不是快变了？”苏临州的声音在暮色里发飘。
沈砚州抬头看了看天，晚霞红得像血。他想起那些逃去南中的益州人，想起囚车里老丈的眼神，想起税册上那些刺眼的差额。“变不变天，”他顿了顿，“得看这心里的秤，能不能重新端平了。”
远处，被捆的百姓还在囚车里喊：“我们缴的税，凭什么给他们花？”喊声被风吹散，却像一根针，轻轻刺破了天边最后一点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