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深秋，邓艾的军队穿过阴平古道的荒草时，沿途村落多是断壁残垣。一位老兵在日记中写道：“蜀地多空屋，田中无耕者，老弱流亡于道，见魏兵至，竟无一人反抗。”这组被后世史官忽略的细节，揭示了蜀汉灭亡最隐秘的逻辑：当战争的重负最终压垮底层民众，这个曾以“仁德”着称的政权，便失去了最坚实的支撑。从“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全民动员，到“米价腾踊，民有饥色”的生存危机，底层民众的疲惫与绝望，如同缓慢升高的水温，最终煮沸了蜀汉的统治根基。
一、战争机器的碾压：兵役徭役与人口锐减的恶性循环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失荆州后，蜀汉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至益州一州之地。为维持“兴复汉室”的政治合法性，这个仅占天下十三州之一的政权，不得不维持远超自身承载力的军事规模。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统计，蜀汉灭亡时全国总人口94万，却养着10.2万士兵和4万官吏，平均每7.4人就要供养1名士兵或官吏。这一比例远超曹魏（约30人供养1人）和东吴（约18人供养1人），其背后是底层民众难以承受的兵役与徭役负担。
兵役制度的残酷性在蜀汉后期达到顶峰。诸葛亮执政时，虽推行“十二更制”（士兵每服役一个月轮休十一个月），但北伐期间常“募兵充数”，甚至出现“强征十五岁以下少年从军”的记载。到姜维时期，为支撑九次北伐，兵役制度彻底崩坏：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朝廷下令“诸郡兵丁年十五以上至六十以下，悉征赴前线”，导致“田间少壮者十去其七”。巴西郡民李盛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吾乡子弟，半死于战场，半困于征途，家中唯留老弱，禾苗委于野草。”这种竭泽而渔的征兵，使得农业生产陷入停滞，形成“兵源枯竭—强征加剧—生产崩溃”的恶性循环。
徭役的繁重同样令人窒息。蜀汉的徭役分为“运役”“筑役”“匠役”三类，其中运役最为苛重。由于北伐前线远离益州腹地，粮草运输需翻越秦岭、祁山等险峻地形，“一斛米运至前线，耗粮竟达十斛”。为保障运输，朝廷强制征调民夫，“每战必征调数万人负粮”，甚至出现“女子年十三以上皆从运”的极端情况。犍为郡出土的蜀汉竹简记载，某乡在景耀三年（公元260年）的一次征调中，共出动民夫1200人，返回者仅430人，死亡率高达64%，死因多为“冻饿死于道”“被兵丁驱逼坠崖”。这种无休止的徭役，让底层民众视服役为“赴死”，逃亡现象日益普遍——据《三国志·吕乂传》记载，仅广汉一郡，每年逃亡的民夫就达数千人。
人口的锐减是战争机器碾压的直接后果。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益州有户二十万，口九十万；到炎兴元年（公元263年），户数增至二十八万，口数却仍为九十四万，四十二年仅增长四万人，其中还包括南中地区的新增人口。这意味着益州核心区的人口实际上在减少，而减少的主体正是承担兵役徭役的青壮年。人口的持续流失，使得土地荒芜、赋税无源，进一步加剧了政权的危机——当邓艾兵临城下时，蜀汉朝廷甚至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城防兵力，因为“城中可战者，多为老弱残兵”。
二、经济掠夺的深化：赋税苛重与民生困境的全面爆发
蜀汉的经济基础本就薄弱，益州虽有“天府之国”之名，但历经刘焉刘璋父子的割据、刘备入蜀的战争，经济已遭严重破坏。诸葛亮执政时推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政策，一度使经济有所恢复，但姜维时期的频繁北伐，再次将益州经济拖入深渊，而苛重的赋税则成为压垮民众的最后一根稻草。
蜀汉的赋税分为“田租”“口算”“盐铁专卖”“锦绮税”四类，其税率远超东汉时期。田租方面，东汉实行“三十税一”，蜀汉则增至“十税一”，遇战争时还需加征“军粮附加”，实际税率可达“五税一”。口算（人头税）更是沉重，东汉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岁出算钱百二十”，蜀汉则增至“岁出四百”，且“孕妇、孤儿皆不免”。巴郡出土的蜀汉户籍简显示，某农户家中有五口人，一年需缴纳田租粟八十斛、口算钱两千，而其全年收成仅一百二十斛，缴纳赋税後所剩粮食不足两个月食用，只能“煮野菜为食，卖子女以完税”。
盐铁专卖与锦绮税的垄断经营，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困境。诸葛亮设立“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将盐铁生产收归官营，规定“私煮盐者斩，私铸铁者没其家”。官营盐铁的质量极差，价格却居高不下，“官盐一斤值百钱，民多买不起，竟有‘淡食’者”。蜀锦作为蜀汉的重要财源，朝廷强制蜀地妇女织造，“凡十五至五十岁女子，月缴锦绮一尺，违令者罚作官婢”。许多贫苦家庭因无力缴纳，不得不“拆家中旧衣，抽丝重织以充数”。这种掠夺性的经济政策，使得民众“视官府如寇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米价的暴涨是民生崩溃的直观体现。建兴初年（公元223年），益州米价为“斛米五十钱”；到延熙末年（公元257年），已暴涨至“斛米千钱”；景耀年间（公元260年左右），更是出现“一斛米值万钱”的极端情况。米价的疯涨远超民众的承受能力，“富家卖宅，贫者易子而食”成为普遍现象。广汉太守张翼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写道：“今蜀地大饥，道殣相望，民有持土块为食者，而官府仍催缴军粮，恐生民变。”但这样的警告，却被后主刘禅与宦官黄皓斥为“危言耸听”。
三、社会秩序的瓦解：流民四起与基层治理的失效
当生存底线被突破，底层民众的选择只剩下逃亡或反抗，这直接导致了蜀汉社会秩序的全面瓦解。流民问题在蜀汉后期愈发严重，他们或“逃入南中深山，依附夷族”，或“窜至魏吴边境，寻求庇护”，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襄阳记》估算，至景耀五年（公元262年），益州流民已达十余万，约占总人口的11%。流民的大量涌现，使得土地荒芜、赋税减少，形成“经济衰退—流民增多—统治弱化”的恶性循环。
南中地区的流民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北伐的重压，益州腹地的民众纷纷逃往相对偏远的南中，而当地夷族与汉族的矛盾本就尖锐，流民的涌入更激化了冲突。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南中夷帅刘胄曾因“流民夺其土地”发动叛乱；延熙十年（公元247年），汶山郡羌人因“官府强征流民为兵”再次起事。这些叛乱虽被镇压，但耗费了蜀汉大量兵力，也暴露了基层治理的失效——地方官吏既无力安置流民，又无法安抚夷族，只能“以武力镇压”，最终使南中成为“动荡之源”。
基层治理的崩坏还体现在官吏的腐败与横征暴敛上。蜀汉后期，由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郡县官吏多“以权谋私，盘剥百姓”。巴西郡丞杨宗“私占良田千亩，役使流民数百人”；梓潼县令王崇“每征赋税，必加征三成入己，民怨沸腾”。这些现象并非个例，正如《三国志·张嶷传》所言：“蜀地官吏，多非良才，上欺朝廷，下虐百姓，民有苦难诉，故逃亡者众。”当基层政权从“为民服务”异化为“掠夺工具”，民众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便彻底消失了。
更危险的是，底层民众的绝望开始转化为零星的反抗。景耀三年（公元260年），犍为郡爆发“赵钦起义”，数百流民以“抗徭役、免赋税”为口号，攻占县城，杀死县令，虽最终被镇压，但“起义之火”已在民众心中点燃。据《华阳国志》记载，当时益州民间流传着“魏兵至，民必迎之”的童谣，这反映出底层民众对蜀汉政权的抛弃——他们宁愿接受“外来的曹魏”，也不愿继续忍受“本朝的压榨”。当邓艾大军进入益州时，沿途民众“献牛酒迎之”，甚至为魏军充当向导，这并非“民心向魏”，而是对蜀汉统治的无声反抗。
四、民心离散的终极表现：战争中的“沉默抵抗”
在曹魏伐蜀的最后阶段，底层民众的“沉默抵抗”成为压垮蜀汉的关键力量。这种抵抗并非主动的武装反抗，而是以消极避战、拒绝合作的方式，加速了政权的崩溃。
绵竹之战中，诸葛瞻率领的蜀军主力之所以一触即溃，一个重要原因是“士兵多为强征的农民，无心恋战”。据《三国志·诸葛瞻传》注引《蜀记》记载，战前蜀军士兵“逃亡者每日数十人”，临战时“皆伏地不起，不愿冲锋”。这些士兵多是“被征数月，家中无粮，父母妻子嗷嗷待哺”，他们的消极抵抗直接导致了战役的失败。而当邓艾大军逼近成都时，朝廷试图“募兵死守”，却发现“百姓皆闭门不出，无一人应募”，连“赏钱十万、免徭役十年”的重赏也无人问津——对底层民众而言，蜀汉的存亡已与他们无关，活下去才是唯一的念想。
成都城内的民众甚至出现了“盼降”的心态。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当刘禅犹豫是否投降时，城中百姓“相聚于宫门，高呼‘愿降魏以安’”，这种自发的请愿，实则是民众对蜀汉统治的终极否定。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诉求：与其在无休止的战争中饿死、战死，不如接受新的统治者，或许能换来一线生机。
蜀汉的灭亡，从根本上说是失去了底层民众的支持。当一个政权将“兴复汉室”的宏大叙事建立在对民众的持续掠夺之上，当“仁德”的旗帜被兵役、徭役、赋税的现实撕碎，其崩溃便是历史的必然。底层民众的沉默与绝望，看似无声，却比任何呐喊都更具力量——他们用逃亡、避战、盼降的选择，宣告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这段历史深刻揭示：民心才是最坚实的城墙，失去民心，再坚固的要塞也终将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