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泰始十年的洛阳，秋阳透过太史令官署的窗棂，在陈寿案头的竹简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握着笔，笔尖悬在《三国志·蜀书》的稿卷上方，墨滴在宣纸上晕开一小团深色，像极了成都城破那日，天空泼洒的浓墨。
案上堆着的，是他从蜀地带回来的残卷——有诸葛亮的《出师表》抄本，边角被虫蛀得残缺；有后主刘禅的诏书草稿，字迹潦草，仿佛能窥见书写者的漫不经心；还有姜维北伐的战报，上面的血迹早已干涸，变成暗褐色的痂。
“陈大人，该用晚膳了。”书童轻手轻脚地走进来，看着陈寿鬓角新添的白发，忍不住劝道，“这书稿都写了三年了，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陈寿摇摇头，目光依旧落在竹简上。他想起建兴十三年，自己还是蜀汉的观阁令史，在成都的秘阁里整理典籍。那时的秘阁，藏着先帝创业的策论、丞相南征的地图，连空气中都飘着墨香与敬畏。可现在，那些典籍要么毁于兵火，要么成了洛阳宫署的藏品，像被驯服的野兽，失去了原有的锋芒。
“你不懂。”陈寿的声音有些沙哑，“我不写，他们就真的被忘了。”
他要写的，不是简单的帝王将相年表，而是想弄明白——那个由刘备白手起家、诸葛亮鞠躬尽瘁支撑起来的蜀汉，为何会在短短四十三年后，就落得“后主降魏”的结局？
笔尖终于落下，在“先主传”的末尾写下：“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写完，他却长长叹了口气。“举国托孤”的盛轨背后，藏着蜀汉致命的软肋——刘备临终前，将权力悉数交予诸葛亮，看似信任，实则埋下了“主弱臣强”的隐患。后主刘禅继位时年仅十七，面对的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局面，虽有诸葛亮的忠诚，却也让刘禅失去了历练的机会，养成了依赖权臣的习惯。
陈寿翻到诸葛亮的卷宗，上面记着建兴五年至十二年的北伐记录。他数了数，整整七次——祁山、陈仓、五丈原……每一次出征，都像在蜀汉本就虚弱的身体上抽血。丞相在《后出师表》里写“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可他何尝不知道，以一州之地对抗曹魏九州，胜算渺茫？
“丞相啊丞相，”陈寿喃喃自语，“您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这‘为’的代价，蜀汉承受得起吗？”
他想起蜀地的老农曾对他说：“诸葛丞相是好人，可他打仗太费粮了。我家三个儿子，两个死在祁山，剩下的那个，去年也被拉去当民夫，至今没回来。”
民心，才是最锋利的刀。当诸葛亮的“北伐大义”变成百姓肩上的苛捐杂税、家里的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份曾支撑蜀汉的“正统”认同，就慢慢被磨成了怨怼。
陈寿提笔写下“诸葛亮传”的评语：“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写完，他又觉得不妥，用墨笔将“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圈住。他知道，后世会有人因此诟病诸葛亮，可他真正想说的是——即便是神，也难逆天而行。蜀汉的地缘劣势、资源匮乏，才是北伐屡屡受挫的根本，而非丞相的军事才能。
窗外传来一阵喧哗，是新科进士们在街上游行。他们穿着晋朝的官服，意气风发地谈论着“天下一统”，没人会在意街角那个埋头写史的蜀人，正为一个逝去的政权扼腕。
陈寿想起景耀六年，自己因“辞章不逊”被宦官黄皓贬为庶民。那时的成都，早已没了丞相在时的气象——朝堂上，陈祗与黄皓互相勾结，将姜维的北伐奏疏压在案底；军营里，士兵们倒卖铠甲换粮食，说起“北伐”就摇头；市井中，百姓偷偷传唱着“魏兵至，赋税止”的歌谣。
他在“后主传”里写下：“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可他心里清楚，刘禅的“昏庸”，更像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当他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填补诸葛亮留下的权力真空，无法平衡朝堂的派系倾轧，无法平息百姓的怨声时，便选择了“躺平”，用享乐麻醉自己，也麻醉这个早已病入膏肓的国家。
案头的残卷里，有一份是郤正写的《释讥》。这位蜀汉旧臣在文中感慨：“历观古今，吉凶相袭，败绩相寻，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陈寿知道，郤正说的“今日”，不是指邓艾兵临城下的那一天，而是指从费祎遇刺、陈祗上位开始，蜀汉的人心就已散了。
他想起自己在南中采访时的所见——当年诸葛亮“攻心为上”收服的部族，到了后期，要么被地方官盘剥得揭竿而起，要么偷偷与东吴贸易，早已没了“汉蛮一家”的认同。庲降都督像走马灯似的轮换，没人再像马忠那样“恩威并施”，只想着在任上捞够好处，将南中彻底变成了“输血机器”，而非“后方屏障”。
“地缘、资源、人心、权力结构……”陈寿在纸上列出这几个词，忽然觉得眼前的字迹开始模糊。这些因素像互相咬合的齿轮，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机器就会崩塌——
蜀汉偏居益州，北有秦岭阻隔，东有三峡天险，看似易守难攻，实则也限制了发展空间。曹魏占据中原，人口、粮草、人才源源不断；东吴有江东富庶之地，水师天下无敌；而蜀汉，只能困在“天府之国”的美名里，靠着有限的资源硬撑。
更致命的是，蜀汉的权力结构从一开始就不稳定。刘备带来的“荆州集团”与蜀地本土的“益州集团”始终存在矛盾，诸葛亮在世时，能靠威望压制，他一去世，矛盾便彻底爆发。蒋琬、费祎试图调和，却力不从心；姜维作为“降将”，更是被排挤在核心圈外，北伐时屡屡被掣肘。
陈寿放下笔，走到窗前。洛阳的宫墙巍峨，比成都的更气派，却让他想起成都的锦官城——那里的织工曾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蜀锦，如今却只能为晋朝的权贵缝制华服。
他忽然明白，自己穷尽笔墨，也写不尽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因为那不是某个人的过错，不是某件事的偶然，而是一个小国在乱世中挣扎的必然——当它的理想（兴复汉室）与现实（资源匮乏）脱节，当它的内部（派系倾轧）与外部（强敌环伺）同时施压，当它的统治阶层（后主与权臣）失去了凝聚人心的能力，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书童端来晚膳，是一碗粟米羹。陈寿拿起勺子，却没胃口。他想起炎兴元年的冬天，自己在成都街头看到的场景：魏兵入城时，百姓们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穿过朱雀门，像看着一场早就预知的结局。
“陈大人，您看这处。”书童指着“姜维传”的草稿，“‘维欲凭其山川之险，谓可负隅顽抗，然蜀人已不愿战，故邓艾得长驱直入。’这样写，会不会太苛责姜将军了？”
陈寿看着那段话，沉默良久，才道：“改成‘维志继诸葛，然蜀地疲弊，人心已散，独力难支’吧。”
他不想苛责任何人。姜维的执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甚至刘禅的“乐不思蜀”，都是时代的无奈。就像江中的舟船，当浪潮足够汹涌，再高明的舵手也难改航向。
夜幕降临，陈寿点亮油灯，继续书写。灯光下，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映在满墙的书稿上，像与那些蜀汉的亡灵对话。
他想起父亲曾告诉他，建安十九年，刘备入成都时，百姓们提着酒浆在街头迎接，说“终于盼来仁主了”。那时的蜀地，是有希望的。可短短几十年，希望就变成了失望，失望变成了麻木。
“或许，根本原因就是‘希望的耗尽’吧。”陈寿在扉页写下这句话，又觉得太感性，终究还是涂掉了。
史书需要客观，需要冷静，不能有太多个人情绪。可他知道，那些冰冷的文字背后，藏着多少血泪——是祁山战场上无人收殓的白骨，是南中村寨里失去儿子的母亲，是成都街头望着魏兵发呆的孩童。
三更时分，书稿终于写完了。陈寿将《蜀书》的卷册整理好，放在案头。月光透过窗，照在“蜀汉”两个字上，泛着清冷的光。
他走出官署，洛阳的夜风吹在脸上，带着寒意。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一下一下，敲在寂静的夜里。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他忽然想起《出师表》里的句子，忍不住低声念了出来。念着念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他知道，自己写的不是历史，是一个时代的挽歌。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或许就藏在这挽歌里——当一个国家的理想无法照进现实，当它的人民不再相信未来，它的崩塌，便早已注定。
而他能做的，只是把这些碎片捡起来，拼凑成一个模糊的轮廓，让后人知道，这片土地上，曾有过一群人为了“兴复汉室”的梦想，燃烧过自己的一生。
至于后人如何评说，如何总结“根本原因”，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燃烧过的痕迹，不该被遗忘。
就像此刻洛阳夜空的星星，微弱，却真实地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