睽卦上九爻辞写道：“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传》解释说：“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这几句话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疑心太重会让人陷入虚妄的困境，唯有放下猜疑、回归信任，才能迎来和谐与吉利。
上九处于睽卦的终点，是“乖离”的极致：它以阳刚居上位，性子急躁；又处在象征“光明”的离卦之上，却因过度明察变得多疑。其实上九本有六三作为“正应”，本不该孤独，可它偏生自我猜疑，把亲近之人看作“浑身裹泥的猪”，把正常往来当成“满车的鬼怪”，甚至差点拉开弓箭相向。直到后来才发现，所谓“威胁”根本不存在，对方是来联姻的亲友，而非寇贼。最后“遇雨则吉”，这“雨”象征阴阳和合，也意味着所有猜疑消散后，关系重回融洽。
上九爻因过度猜疑陷入“睽孤”之境，这一困境在历史中反复上演：不少人物被疑心裹挟，最终众叛亲离、孤独终老，留下无尽叹息。
三国时期的曹操，虽有“治世之能臣”的雄才，却因“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多疑，亲手推开了身边的信任与温暖。他担心侍卫趁自己睡觉时行刺，便谎称“吾梦中好杀人”，故意在午睡时蹬掉被子，待侍卫上前整理，拔剑将其斩杀，事后还假惺惺痛哭，称“梦中误杀”。此事传开后，近侍无不心惊胆战，再无人敢真心亲近。
后来，名医华佗提出为他“开颅治风疾”，曹操却疑心华佗是为关羽报仇，不由分说将其下狱处死。失去华佗后，他的头痛之症日益加重，晚年更陷入无尽孤独：儿子曹丕因怕被废而对他小心翼翼；旧部因惧其猜忌，纷纷刻意疏远。最终曹操在洛阳病逝时，身边虽有侍从，却无一人敢真心倾诉，只剩他独自面对权力巅峰的冰冷。
崇祯帝是典型的“猜忌误国”的末代孤君。朱由检登基之初虽有铲除魏忠贤阉党的魄力，却因深重的疑心，在明末危局中一步步将明朝推向灭亡，也将自己推向孤独的深渊。他在位17年间，频繁更换内阁首辅，先后诛杀或逼死11位总督、14位巡抚，其中不乏袁崇焕这样的抗金名将。
袁崇焕曾率部在宁远之战中大败后金，是明朝北方的“擎天柱”。可崇祯帝因后金的反间计，加上对其“拥兵自重”的猜疑，坚信袁崇焕通敌叛国，最终以“凌迟”之刑将其处死。此事让边关将士心寒，此后无人再敢为明朝誓死效力。到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军逼近北京，朝中大臣或逃或降，身边只剩太监王承恩。最终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死前留下“诸臣误朕”的叹息，却不知正是自己的疑心，让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这些历史人物的悲剧，恰似《睽卦》上九爻“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的虚妄——他们因疑心将忠良、亲信视作“寇贼”，最终在猜忌织就的牢笼里，独自承受孤独的苦果。这也警示我们：疑心如同一把双刃剑，伤人的同时，更会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
在生活中，疑心太重的人往往难成大事：不信任他人，便难以借力，单打独斗难有作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朋友，孤独到连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更活得疲惫——疑心生暗鬼，整天琢磨、提防他人，哪能活得开心？
反观活得通透的人，从不是因为遇到的人和事完美无缺，而是懂得不被疑心牵着走。就像《象传》说的“群疑亡也”，当猜疑消失，人与人的信任才能重建：比如团队里有人犯错，不先怀疑“他是不是故意的”，而是先了解情况，若发现是经验不足，便主动帮忙弥补；家人晚归，不先指责“你去哪了”，而是关心“是不是遇到麻烦了”。这样的相处，没有猜忌的内耗，反而更容易收获真心。
《睽卦》上九的故事告诉我们：疑心就像一根“绊脚绳”，越在意，缠得越紧，让你举步维艰；可一旦松开，反而能轻松前行。生活里没有那么多“鬼怪”和“寇贼”，很多时候不过是自己想多了。少一点猜疑、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揣测、多一点坦诚，才能像上九“遇雨”那样，让关系和谐，让日子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