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新策推行已近五年，格物大学堂的毕业生们如同细密的根须，在帝国的实务土壤中越扎越深。他们的影响，开始超越技术改良与行政效率，触及一个更为核心且敏感的领域——刑名律法。
江南苏杭府，发生一桩离奇命案。一富商暴毙于书房，现场门窗紧闭，无明显外伤。府衙仵作验尸，依传统经验，断为“急症突发，暴毙而亡”。富商家人不服，认为死因蹊跷，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恰逢格物大学堂刑名检验科首届毕业生王睿，被派至该府刑房见习。他查阅卷宗后，注意到死者口唇指甲颜色有异，并非典型急症特征。征得上司同意后，他运用所学，对死者胃内容物进行了简易的毒物筛查（使用格物大学堂化学部提供的几种基础试剂）。
结果令人震惊：检测出微量的乌头碱成分。此毒发作快，症状与急症相似，若非特意检验，极易误判。
王睿据此提出重新勘验，并依据毒物性质，推断出投毒的大致时间和可能途径，为案件指明了新的侦查方向。府衙老刑名们对此将信将疑，但证据当前，不得不重视。此案若能侦破，将首次在司法实践中，确立“毒物检验”作为关键证据的地位。
与此同时，京城刑部，一桩涉及巨额田产纠纷的旧案被重新提起。关键证据之一，是一份年代久远的遗嘱笔迹。双方各执一词，均称自己手持的才是真迹。传统的笔迹鉴定，多依赖经验丰富的书吏“眼学”判断，主观性强，难以服众。
毕业生中擅长测绘与图形分析的刘芸（亦是少数女性毕业生之一），被临时借调至刑部。她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将两份遗嘱置于特制的放大网格板下，逐字测量笔画间距、倾斜角度、起笔收笔的力度痕迹，甚至运用光影对比，观察纸张纤维与墨迹渗透的细微差异。
她出具了一份长达十余页的《笔迹对比分析报告》，附有详细的测量数据和对比图谱，明确指出其中一份在多个关键笔画的“书写习惯一致性”上存在破绽。这份充满数字与图形的报告，在刑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虽然最终裁决仍需主官定夺，但这份基于“计量笔迹学”的分析，为法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客观的参考依据。
这些发生在高层司法机构的新鲜事，也悄然影响着地方的审案风气。
某县审理一桩盗窃案，嫌疑人拒不认罪。县令正欲动用刑讯，新任县丞（一位格物大学堂律法科毕业生）谨慎进言：“堂尊，可否先令其演示如何翻越丈高围墙？再比对其鞋底与墙头泥土是否一致？或可寻得物证。”
县令虽觉繁琐，但还是依言试行。结果发现嫌疑人根本无法徒手翻越，且其鞋底泥土与墙头差异明显。进一步搜查其家，起获了部分赃物。案件由此告破，避免了可能的冤屈。
此事虽小，却在当地传开。一些地方官员开始意识到，除了口供，还有“物证”、“勘验”这些同样重要的断案手段。
然而，新方法引入司法，绝非一帆风顺。
都察院有御史闻听江南毒杀案依赖“格物之法”断案，立即上奏，痛心疾首：“刑名之事，关乎人命，岂可委于器测之术？若此风一开，恐胥吏倚仗奇技，操弄狱讼，视《大明律》如无物！长此以往，国法威严何在？”
支持者则反驳：“若器测之术能明辨真伪，洗刷冤屈，使真凶伏法，无辜者获释，岂非正合圣上仁德恤刑之心？《大明律》亦需与时俱进，辅以新知，方能更显公正！”
争议的焦点，已从单纯的“器用”，上升至“律法精神”、“司法公正”与“传统礼法”关系的层面。
林凡深知司法改革的敏感性。他并未急于求成，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审慎的策略。
他奏请皇帝，允许在刑部及几个试点省份，设立“刑名检验所”，由格物大学堂毕业生与经验丰富的仵作、刑名书吏共同组成，专门负责疑难案件的勘验与证据鉴定工作，其结论仅作为审案参考，最终裁决权仍在主审官员手中。
同时，他指示格物大学堂，加快编纂《刑名检验通则》、《物证采集与保管指南》等基础性文件，试图为这些新方法的运用，设立初步的规范与边界。
尽管争议不断，但新方法在具体案件中所展现出的力量，却是无法忽视的。
江南毒杀案最终真凶落网，正是府中一名能接触到药材的仆役，若非毒物检验，几乎让其逍遥法外。
京城笔迹案，那份分析报告虽非唯一证据，却极大地影响了法官的心证，最终做出了更接近事实的裁决。
这些成功的案例，如同投入司法这潭深水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虽小，却在一点点改变着水流的走向。越来越多的刑名官员，开始私下打听“检验所”的情况，或悄悄学习一些基础的新知。
夜色中，林凡与一位致仕多年的刑部老堂官品茶论道。
“林阁老，老夫为官数十载，深知刑狱之重，关乎生死，亦关乎天道人心。引入格物之法，初衷甚善，然需慎之又慎，切不可失了‘情理’二字，沦为冰冷器测。”老堂官语重心长。
林凡肃然道：“老大人所言极是。器测之术，乃为‘求真’；天理人情，乃为‘求善’。司法之公正，既需真相之明，亦需情理之衡。晚辈所愿，乃是以新知助明真相，以真相滋养情理，使律法之判，既能明察秋毫，亦能抚慰人心。”
司法领域的变革，刚刚拉开序幕。新枝萌发于旧干之上，既带来了更精确的“求真”工具，也引发了关于“求善”边界的深刻思考。这条路注定漫长而崎岖，但追求更公正、更严谨司法的方向，已然在碰撞与摸索中，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