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特区发展银行艰难起步的同时，林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他构想的高新技术产业园上。王秉坤的倒台，清除了规划落实的一大内部阻力。
他组织了一个由国内外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反复论证产业园的定位、政策和空间布局。他提出，产业园不能做成简单的“工业区”，而应该是“科技社区”，要集研发、孵化、生产、生活于一体，吸引国内外顶尖的科研机构、高校和科技型企业入驻。
“我们要提供的，不仅仅是土地和政策，更重要的是创新的氛围、完善的配套和高效的服务。”林瀚在规划研讨会上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必须放在首位！要让科研人员安心搞研究，让企业敢于投入创新。”
他亲自起草了《关于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提出了包括税收减免、研发补贴、人才公寓、子女教育等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其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入股的条款，在当时具有开创性。
然而，最大的困难还是资金。土地平整、基础设施建设、“七通一平”都需要巨额投入，而特区财政和发展银行都拿不出这么多钱。
林瀚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引入外资和民间资本，共同开发建设产业园的基础设施和标准厂房。我们可以采用bot（建设-经营-移交）或者合作开发的模式。”
这个想法再次引发了争议。让外资参与如此重要的园区建设，会不会导致技术外流或者受制于人？
林瀚耐心解释：“我们出让的是一定年限的经营权，土地所有权和园区管理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是用市场的钱，来办我们想办的事。关键是合同要设计好，监管要跟上。这同样是一种探索。”
为了筹集启动资金，他也将目光投向了刚刚兴起的资本市场。一个更为超前的念头在他脑海中酝酿——能否推动一家特区的企业，尝试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他将这个想法与几位核心智囊进行了小范围探讨，所有人都被这个想法的大胆所震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股份制都尚在争论，“股票”更是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
“事在人为。”林瀚目光坚定，“特区不就是干这个的吗？总要有人先吃螃蟹。我们可以选择一家管理规范、效益良好、代表特区发展方向的企业进行试点。这件事不急，但要开始做可行性研究。”
就在林瀚为产业园和金融创新殚精竭虑之时，他接到了曾卫国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曾老师的声音带着一丝凝重：
“林瀚，特区这一仗，你打得漂亮，但也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现在上面有赞赏，也有不同的声音。最近，可能会有中央层面的调查组下去，全面考察特区的工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相结合的情况。你要有所准备。”
林瀚心中一凛。他知道，这既是一次严格的考试，也可能是一次新的机遇。如何向中央展示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健康有序的特区，将决定他个人和特区未来的命运。
他放下电话，走到墙上那幅巨大的特区规划图前，目光落在了那片被他用红笔圈出的、规划为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土地上。
新的挑战，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