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咸丰三年（1853年）秋，曾国藩带着在长沙受辱的憋闷和一股破釜沉舟的狠劲，抵达衡州（今衡阳）。这里没有省城的繁华与倾轧，湘江在城外平静流淌，天地似乎开阔了许多。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也是唯一的出路——在这里，他要锻造一把属于自己的利剑。
他选定了衡州城外的桑园街一带作为大本营。最初的景象堪称寒酸：几处租来的民房、祠堂作为衙署和营房，空地上是临时搭建的窝棚。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没有气派的仪仗，只有几个从家乡跟来的忠实幕僚和仆役。一切都需白手起家。
但曾国藩的心却前所未有地坚定和清晰。长沙的教训让他明白，要打败太平军，靠旧军队那套绝对不行。他必须打造一支从骨子里焕然一新的军队。夜深人静时，他在油灯下奋笔疾书，将自己的建军思想一条条梳理出来，这就是后来湘军的核心法则：
第一法则：选士人领山农。
曾国藩坚决不用市井油滑之徒、旧绿营兵痞。他招募的对象主要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最好是来自闭塞山区的青年。这些人能吃苦，心思单纯，便于灌输思想，也较少受到“兵油子”习气污染。
更重要的是军官。曾国藩大胆决定：不用行伍出身的旧军官，而用读书人（秀才、童生甚至落地举人）担任营官、哨官。他的理由很深刻：读书人明理义，有廉耻，在乎名节，不会轻易临阵脱逃；他们虽然不懂战术，但学习能力强，且有管理组织能力；最关键的是，读书人与主帅（曾国藩自己）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和道德基础，更容易建立精神纽带，形成“主义”的结合，而非简单的利益捆绑。
于是，衡州的招募榜文发往湘乡、新宁、宝庆等地，重点号召“朴实有血性”的乡农，以及“知书明理、有担当”的读书人前来投效。
第二法则：地域宗法，父子兄弟兵。
曾国藩充分利用了湖南，特别是湘中地区的乡土宗族关系。他让营官回自己家乡招兵，一营（约500人）往往同县同乡，甚至同族同村。哨官、什长、士兵之间，很多是亲戚、邻居、师生。这种模式好处极大：打仗时彼此知根知底，会互相照应，不易溃散；一人怯战，会连累整个家族在乡里抬不起头，形成了强大的道德约束和集体荣誉感。坏处也明显：容易形成地方小团体，但初期利远大于弊。湘军与其说是一支国家军队，不如说是一支放大了的、武装起来的湖南宗族子弟兵。
第三法则：厚饷养廉，杜绝克扣。
绿营兵最大的腐败就是层层克扣军饷，士兵穷困潦倒，毫无斗志。曾国藩发誓绝不让这种事在湘军发生。他给湘军士兵的饷银是绿营的两到三倍！营官、哨官的薪水更是丰厚。饷源主要靠他自己设法从厘金（商业税）、捐输（富人捐款）、甚至后期部分省份的协饷中筹集。他建立了相对直接的发饷体系，减少中间环节，并严厉查处克扣行为。口号是：“使勇丁得实惠，营官无亏空。”当兵吃饷，养家糊口，这是最现实的凝聚力。
第四法则：苦练精训，结硬寨打呆仗。
训练是玩命的。曾国藩摒弃了绿营那些花哨的阵法，讲究实用。每天队列、体能、刀矛刺杀、枪炮射击（当时已有少量鸟枪、抬枪），反复锤炼。他特别重视两样：“练胆”（通过严酷训练和思想灌输克服恐惧）和“练队”（强调行军、扎营、筑垒的纪律与协作）。他的战术思想后来被概括为“结硬寨，打呆仗”——不贪奇谋，不轻易浪战，每到一地先深沟高垒，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步步为营，挤压对手。这是用他最擅长的“笨功夫”来打仗。
第五法则：精神武装，思想教育。
这是湘军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曾国藩深知，面对有狂热宗教理想的太平军，仅靠利益和乡情还不够，必须有更崇高的精神旗帜。他亲自撰写《讨粤匪檄》，号召士人保卫孔孟之道，扞卫中华名教。这吸引了大量厌恶太平天国“文化破坏”的读书人。
在军营里，他让营官、哨官定期给士兵“上课”，不是讲战术，而是讲“忠义”、“孝悌”、“卫乡保家”的道理。他编写了通俗易懂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要求传唱遵守。他甚至把军营变成“学校”，鼓励识字，灌输儒家伦理。他要打造的，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
人物开始汇聚。 最早的骨干是他罗泽南、王錱。罗泽南，一个穷塾师出身的秀才，理学信徒，坚韧刚毅，他带来的家乡子弟成了湘军的核心种子。王錱，性格强悍，敢打敢冲，是锋利的刀刃。还有后来加入的塔齐布（虽然是绿营出身，但迥异于同僚，骁勇听令，被曾国藩破格提拔）、彭玉麟（书生投笔，后来成为水师名将）、杨载福等。
曾国藩与他们相处，也颇有特色。他不摆官架子，常与营官们同桌吃饭，讨论问题。对罗泽南这样的理学同道，他敬重有加；对王錱这样的悍将，他既用其勇，又注意引导约束。他像一个大家长，又像一个书院的院长，努力将这个由农民和书生组成的团体，凝聚成一个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大家庭”。
当然，困难如山。最大的问题是钱。厚饷意味着巨大的开支。曾国藩不得不放下翰林清贵的身段，到处“化缘”。他给富绅写信，陈说利害，劝捐劝饷；他奏请朝廷，争取政策，在湖南设立厘金局，对过往商货抽税。为此，他没少挨骂，被斥为“搜刮”、“与民争利”。但他咬牙坚持，没有饷，一切皆空。
衡州的湘江边，逐渐热闹起来。操练的号子声、士兵的呐喊声、工匠打造器械的叮当声（曾国藩还设立了船厂，开始筹建水师），交织在一起。一支全新的军队，在挫折后的沉静中，缓慢而扎实地孕育着力量。
曾国藩常常独自登上衡州城头，望着江边连绵的营垒和操练的队伍。他的眼神复杂，有期待，有凝重。他知道，这把剑正在成型，但它尚未经历真正的战火淬炼。它能否斩断太平天国的洪流？能否洗刷他在长沙的耻辱？一切都是未知。
但他坚信一点：这条路，他走对了。这支军队，从里到外，都打上了他曾国藩的烙印——拙诚、坚韧、重精神、讲实效。
咸丰四年（1854年）初春，经过近半年的紧张筹备，湘军陆师已初具规模，水师也开始下水操练。曾国藩发布了激昂的《讨粤匪檄》，誓师出征。目标：沿湘江北进，援救武昌，肃清湖南！
旌旗猎猎，舳舻相接。新生的湘军，像一头年轻的、棱角分明的巨兽，第一次离开了它的铸造巢穴，走向了血与火的战场。
客观评价
曾国藩在衡州创建的湘军，是晚清军事史上一次颠覆性的制度创新，其影响远超军事范畴：
1. 军事组织的革命：它彻底打破了清朝“兵归国有、将不专兵”的传统，建立了“兵为将有”的私属模式。将领与士兵通过地域、血缘、师生、利益（厚饷）以及意识形态（儒家名教）多重纽带紧密结合，形成了空前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湘军能以寡敌众、最终战胜太平军的关键。
2. 士大夫阶层的武装化：“选士人领山农”是画龙点睛之笔。它将大量基层知识分子（失意秀才、童生等）纳入军事体系，不仅提供了有文化、有责任感的军官团，更使整个湘军深度渗透了儒家价值观和士大夫的政治意识。这支部队因而超越了单纯的暴力工具，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文化色彩。
3. 后勤与财政的独立化：湘军自筹饷械，标志着中央财政对军事控制力的崩溃和地方势力（厘金等）的崛起。军队的生存依赖主帅的筹款能力，这进一步强化了军队的私人属性，为后来李鸿章淮军等军阀体系开了先河。
4. “思想政治工作”的先行者：曾国藩高度重视军队的思想建设和纪律教育（《爱民歌》等），旨在塑造一支“仁义之师”，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极为突出。虽然实际执行中必有差距，但这种尝试本身，显示了曾国藩试图将理学经世理念贯彻到最基层的实践努力。
湘军的成功，本质上是一套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宗法乡土）和意识形态（儒家理学），结合现实利益激励（厚饷）而设计出的高效组织模式的成功。它挽救了清王朝，但也深深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当国家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不再姓“清”而开始姓“曾”、姓“李”时，中央权威的衰落便不可逆转。曾国藩亲手铸造的利剑，既为大清削平了心腹大患，也在其躯体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走向割据的伤口。
新铸的利剑，寒光凛凛，誓师出征。湘军水陆并进，沿途小股太平军望风披靡，似乎印证了这支新军的锐气。曾国藩志在必得，直指长江重镇靖港。然而，就在这初试锋芒的关头，命运给了他一次近乎毁灭的打击。江面雾锁，炮火雷鸣，湘军水师在靖港遭遇了什么？为何让一向坚韧的曾国藩羞愤投水，欲了此生？而几乎同时，另一支湘军却在湘潭取得了辉煌大捷。天堂与地狱，竟然在同一个瞬间，降临在这位湘军统帅的身上。他该如何面对这冰火两重天的极端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