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扶苏的首次正式论政，让李斯看到了对其进行塑造的可能性。他深知，在始皇健在且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任何公开支持或明显偏向扶苏的举动都是危险且不明智的。因此，他采取了一种更为隐蔽和渐进的方式，开始对扶苏进行**暗中引导**。
他的引导并非直接灌输反对现行政策的观念，而是侧重于**开阔其视野、培养其务实能力、并潜移默化地植入“仁政”需与“智术”相结合的理念**。
**其一，借典籍授治国之实。** 李斯利用扶苏好学的特点，时常以探讨典籍为名，邀其至丞相府或在某些非正式场合交流。他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更有选择地引导扶苏阅读《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兵家着作，并结合当前帝国的实际政务进行解读。例如，在讲解《韩非子·五蠹》时，他会分析为何要抑制那些不事生产、空谈误国的“学者”和“侠客”，但同时也会探讨，在抑制的同时，如何通过官学和教育，将有用的知识纳入帝国体系，引导士人为国所用，这其实就隐含了“教化”的仁政思想。
**其二，以实例示权衡之道。** 李斯会有选择地将一些来自地方郡县、处理得较为得当的政务案例，隐去关键信息后，拿来与扶苏讨论。比如，某郡遭遇水灾，郡守在严格执行赈灾律令的同时，如何灵活组织灾民以工代赈，修复水利，既安抚了民心，又促进了生产；或者某地发生民间纠纷，县令如何依据秦法，但又充分考虑当地风俗人情，做出让双方都较为信服的判决。通过这些实例，李斯让扶苏明白，治理国家并非只有“严刑”与“仁德”两个极端，在法的框架内，存在着大量需要智慧去权衡和变通的空间，而优秀的治理者，正是善于运用这种智慧的人。
**其三，荐贤才以固其基。** 李斯深知，扶苏未来若想有所作为，身边必须聚集一批既有才能又认同其理念的得力干臣。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向扶苏推荐一些他观察到的、品学兼优且较为正直的年轻官吏或学者，如精通律法而又不失宽厚的郎官，或者熟悉民情、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基层官员。他鼓励扶苏多与这些人接触交流，了解下情，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他甚至隐晦地提醒扶苏，应与蒙恬、蒙毅等掌握军权且为人正直的重臣保持良好的关系。
**其四，暗示未来可变之机。** 在与扶苏讨论“法随时转”的理念时，李斯会意味深长地强调：“法令者，先王所制，用以应一时之需也。然时移世易，后世明君，洞察时弊，体察民情，自可对旧制有所损益，此非违背祖制，实乃继承与发展，使法令更合于时，更便于民。” 这话语中，已然为扶苏未来可能推行的政策调整，埋下了理论和道义上的伏笔。
这些引导，如同春雨润物，细密而无声。扶苏在与李斯的交流中，感觉自己的思路愈发开阔，对帝国政务的理解也愈发深刻。他依然保持着对父皇的敬畏与忠诚，但其内心对于如何成为一个“明君”的构想，却在李斯的影响下，逐渐变得更加清晰和务实。他开始认识到，“仁政”并非简单的减免刑罚和赋税，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维护帝国统一与法度尊严的前提下，通过智慧的治理和渐进式的改良来实现。
李斯看着扶苏的成长，心中既有欣慰，也有一丝隐忧。他是在下一盘危险的棋，引导储君走向与当前皇帝不同的道路。一旦被多疑的始皇察觉，或者被赵高等人抓住把柄，后果不堪设想。但他权衡利弊，认为一个受自己影响、懂得权衡与仁政的扶苏继位，远比一个完全被赵高操控、或者延续始皇极端政策的继承人，更符合帝国的长远利益，也更符合他李斯自身的政治理想与安全。这场隐秘的引导，在帝国平静的表象下，悄然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