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姝“聪慧冠咸阳”的名声，绝非虚传。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管控背景下，秦帝国的学术氛围总体是凝滞而单一的。而李姝却能突破这种环境的束缚，对诸子百家之学不仅广泛涉猎，更达到令人惊叹的“皆通晓”之境，这使她成为了咸阳城中的一个异彩，也折射出其父李斯在教育上的开明态度与自身学识的渊博。
在法家领域，李姝可谓家学渊源，自幼耳濡目染。她对《商君书》、《韩非子》等典籍的精要，不仅止于记诵，更能洞悉其强化集权、富国强兵的内在逻辑。尤为难得的是，她能结合其兄李由推动的“昭德新政”的实践，深入探讨秦法如何在“去苛暴”与“存其核”之间取得平衡。她曾有过一个精妙的比喻：“法者，国之权衡也。然权衡之器，日久不免失准，需时常校验。今日修律，正为此番校验，使其不违时势、不伤民心。” 这显示出她已将法家思想从工具层面的运用，提升至哲学层面的思辨。
对于儒家学说，李姝并未因秦廷的排儒倾向而轻视。她精研《诗》、《书》，深刻理解其中蕴含的仁政、德治与民本思想。她敏锐地察觉到儒法二者并非截然对立，曾提出独到见解：“法以禁恶止奸，儒以劝善导民。若能使法立其威，令行禁止；儒润其泽，化民成俗，则威德相济，或为长治久安之基。” 这种试图调和儒法，寻求制度刚性与管理柔性相结合的思想，在当时的环境里，无疑极具前瞻性与战略眼光。
她对道家的“无为而治”、“顺应自然”亦有深切体会，并能联系时政进行阐发。她认为，在“昭德新政”强调“与民休息”的背景下，官府在特定领域（如民间经济、基层事务）适度“无为”，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恰恰能顺应社会自然恢复的规律，激发民间的创造力。但她亦保持清醒，指出道家学说适用于承平休养时期，而面对外部威胁或内部动荡时，仍需法家之积极“有为”来集中力量、应对危机。
更显其学识广度与平等心的是，她对于当时被视为“贱学”的农家、医家等实用之学，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与尊重。她深知农事为国之命脉，曾与致力于改进农具的二哥李焕长时间探讨耕作技术、田制管理，并能从宏观政策角度提出鼓励农耕、提升效率的建议。她亦广泛翻阅医书，关注百姓疾苦，并从中提炼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治国与治身，其理相通”的深刻认知，将养生、治病的道理与国家治理的智慧相互印证。
李姝的这种“百家通晓”，绝非浮光掠影的泛泛之知，而是建立在深刻理解基础上的融会贯通。她能够超越各学派表面的分歧，直指其核心关怀与适用边界，从而形成自己独立而圆融的判断体系。她就如同一位技艺超群的琴师，诸子百家之学如同风格迥异的琴弦，她不仅能熟练操弄每一根，更能根据时势的需要，将它们巧妙组合，弹奏出和谐而有力的乐章。这份卓越的才识，不仅让她在闺阁中卓尔不群，即使置于咸阳荟萃的士人之中，其视野之开阔、思辨之深邃，也足以令众多皓首穷经于一家之言的男子倍感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