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关于女儿婚事“需其自家心中情愿”的言论，虽未张榜布告，却在咸阳的权贵圈与清流士人之间悄然流传，成为一桩引人瞩目的风议。这一打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约束的举动，在当时的礼法社会中本属异数，却并未招致预料中的众口诋毁，反而因其超前的人情味与对个体意志的尊重，赢得了朝野不少有识之士的暗暗称许。李氏一门不倚仗姻亲纽带固权、而重子女本心选择的开明 家风，遂成咸阳城内一段佳话，其影响远远超出寻常门第的联姻考量。
在那些诵诗书、明义理，内心向往人格独立的文人士子看来，李斯此举不啻为一股清流。他们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俗窠臼中抬起头来，在李斯的做法中读出了对女性才智与选择的认可。明理学宫中几位不拘礼法的博士，在清谈间隙亦不免感慨：丞相不以女婚为政治筹码，而容其自有主张，实有古君子“成人之美”的遗风。有人甚至将其与孔子“有教无类”之论相提并论，认为李斯不仅于朝政推行变法之新，于家事亦见人格平等之识，其境界远非那些借儿女婚事攀附权势的世族可比。
就连部分宗室贵胄与勋旧之家的内部，也因之泛起微澜。一些自幼熟读诗书、内心向往“琴瑟和鸣”的年轻子弟，本就对家族全然以利益为先的联姻安排暗怀抵触。闻李斯许女自择良婿（虽仍限于门第相当之列），不禁私相叹羡：“丞相位极人臣，犹能如此体恤儿女心境，何其通达！若吾家亦能如此，何至婚姻成为交易！”这般议论虽不敢宣之于口，却悄然动摇了深宅大院中某些根深蒂固的联姻逻辑。
民间的流传版本则更为朴拙直接——“丞相的千金，要自个儿挑夫婿！”这般稀罕事在闾巷间口耳相传，百姓不论朝堂机锋，只觉这位总揽大权的丞相，在儿女事上竟如此“讲道理”、有“人情味”，不似寻常高门显贵那般冷漠势利。李斯那“法家酷吏”的刻板形象，因此添上了一抹罕见的温情色彩，使其在庶人之间的风评悄然转暖。
自然，守旧之士的驳议之声未曾绝迹，斥其“乱礼制法度”、“纵容妇人之见”，然此类议论在主流舆论的称扬声中，渐成强弩之末。明眼人更从中窥见：李斯敢于逆俗而行，正彰显其权势已稳、自信十足。李氏一门的显赫，不靠姻亲维系，而系于长子李由治理地方之实绩、次子李焕钻研技术之贡献，以及李斯本人统筹国政之才略——此等以实力立身的底气，比任何姻亲联盟都更令人心服。
故而，李斯这一开明家风所引发的舆论回响，经多方诠释与传播，不仅未损其根本，反而为他和家族赢得更多敬重。世人在称赞李氏家风之余，亦不得不承认：其家族能长踞权力高峰，确有超越寻常世族的胸襟与远见。这种尊重个人意愿的治家智慧，恰与当下昭德新政所倡的宽松开化之风隐隐相合，成为这个风云时代中，一道值得铭记的开明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