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东北屯子，刚进七月就闷得像口蒸笼。李颜东蹲在院门口玩泥巴，看妈妈挎着竹篮往地里走——篮里是刚蒸的玉米，给在地头守着大豆苗的爸爸送的。不远处，姐姐艳雪正趴在门槛上，用树枝在地上画书包，画完又赶紧擦掉，怕妈妈看见难受。
艳雪早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可姥爷留下的那几亩薄田，只够种口粮，凑不齐学费。上个月，妈妈咬着牙找舅舅借了四千块，租下屯东头二十亩地种大豆。签合同那天，她把借条叠得方方正正塞进贴身口袋，跟爸爸说：“秋收先拿出一半还债。剩下的给艳雪交学费，咱娃不能比别人差。”
从播种到出苗，福荣几乎没睡过囫囵觉。天不亮就去拔草，露水把裤脚泡得发白；正午日头最毒时，她顶着块破草帽给豆苗浇水，汗珠子砸在黑土地上，瞬间就没了影。大豆苗争气，没过多久就窜到了东子胸口高，豆荚刚冒头，绿油油的一串挂在秆上，福荣每天都要数几遍，数着数着就笑了：“再有俩月，艳雪就能背着新书包上学了。”
可这天的雨，来得太邪性。
早饭时天还好好的，没过多久就阴云密布，风裹着雨点子砸下来，砸得窗棂噼啪响。福荣心里发慌，总觉得不对劲——前几天听屯里老人说，上游水库的坝体裂了道缝，这雨要是不停，怕是要出事。她刚想让爸爸去地里看看，就听见屯西头有人扯着嗓子喊：“水库塌了！水下来了！快往高地方跑啊！”
妈妈的脸“唰”地白了，鞋都没顾上穿，赤着脚就往外冲。泥水灌进脚趾缝，硌得脚底生疼，她却只知道往东边的大豆地跑——那二十亩豆苗，是四千块的债，是艳雪的学费，是全家的活头。
刚跑到田埂，她就僵在原地。
浑浊的洪水裹着泥沙、断枝，像头失控的野兽从上游冲下来，浪头有半人高，呼啸着漫过田垄。绿油油的豆苗瞬间被吞没，秆子在水里打旋，有的被冲得连根拔起，顺着洪水往下漂，很快就没了踪影。原本平整的土地，被冲得坑坑洼洼，只剩下裸露的黑泥，在雨里泛着冷光，连一片完整的豆叶都找不到。
“我的豆苗……我的地……”妈妈喃喃着，声音发颤，突然就瘫坐在泥水里。她伸手想去抓水里漂过的豆秆，却只捞起一把浑浊的泥水，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四千块的债，艳雪的书包，秋收的盼头，全没了，像被洪水一口吞了个干净。
李建民扛着锄头跑过来时，就看见福荣坐在泥水里，眼神直勾勾的，喊她也没反应，头发湿淋淋地贴在脸上，脸上全是雨水和泪水。他赶紧把人扶起来，裹上带来的蓑衣往家走，福荣一路上都没说话，嘴里反复念叨着：“我老弟的钱……艳雪的学费……没了……都没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回到家，妈妈就坐在炕沿上，不说话也不吃饭。我大姐端来温水，她也不接，只是盯着墙上那幅用报纸剪的“书包”发呆——那是我大姐偷偷剪的，想等大豆收了，让妈妈照着做个真的。夜里，东子被妈妈的哭声吵醒，看见妈妈抱着枕头哭，嘴里还喊着“没法活了”，吓得他赶紧躲进爸爸怀里。
从那天起，福荣像变了个人。不再去地里，不再给孩子们做饭，甚至不怎么说话。有时坐在炕沿上能发呆一整天，眼神空洞得吓人；有时又突然抓起剪刀，要往自己手腕上划，幸好李建民看得紧，才没出大事。艳雪知道妈妈是为了自己的学费难受，再也不画书包了，每天默默地帮着喂鸡、捡柴火，晚上还会给妈妈捶背，小声说：“妈，我不上学了，我帮你干活。”
小东子时不时的不是发烧就是咳嗽。小病不断。欠的二十万是不是这辈子都还不清了。说着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却还是说不出一句话。她总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黄天仇要不是为了收拾他，家里也不能这么不顺。欠的那些债。像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连活着都觉得是拖累。李建民看着日渐消沉的妻子，心里又一次全是愧疚。次日白天爸爸去地里收拾被冲毁的田垄，想看看能不能补种点什么，夜里就守在妈妈身边，一遍遍地劝：“钱没了咱再赚，艳雪上学的事咱再想办法，你要是垮了，我和孩子可咋办啊？”
可妈妈像是没听见，只是盯着窗外被洪水冲过的田地，眼神里的光，像被那场洪水一起冲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