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李玉容下班刚进家门，就看见堂屋里坐着两位不常见的客人——杜家大舅娘贺宝群和她的大女儿杜晓霞。杨军的母亲正陪着说话，气氛有些不同于往常的闲话家常，带着点郑重其事的意味。
“二妹回来啦？”婆婆先开了口，脸上挂着一种混合了无奈与某种民间智慧的神情，“你杜大舅娘和晓霞过来，有点事商量。”
杜大舅娘贺宝群是个大嗓门，此刻却压低了声音，带着愁容：“二妹啊，你晓得嘛，我们家晓霞，身体不争气，查出来有个‘大三阳’。我们心头焦啊！找了算命的先生看，先生说，要找个八字相合、心肠好、又能压得住邪的干妈来拜一拜，能保佑平安，冲冲晦气。” 她说着，殷切地看向杨军的母亲，“想来想去，就想到杨嬢嬢你了！你在市场里人缘好，手艺稳当，心也善，跟我在一个市场摆摊，这就是缘分！你看……”
杜晓霞坐在旁边，二十出头的年纪，脸色确实有些黯淡，不像同龄女孩那样光亮。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显得有些难堪和认命，小声补充了一句：“杨嬢嬢，麻烦您了。”
杨军的母亲是个软心肠，又信些民间老理，看着杜晓霞病恹恹的样子，再想到她家里那些鸡飞狗跳的事，叹了口气，拍了拍大腿：“唉，都是看着长大的孩子，说这些见外的话。只要你们不嫌弃，晓霞愿意，那就认下吧。以后多来走动，就当多门亲戚。”
拜干妈的事就这么定了，带着浓厚的、面对疾病与厄运时底层民众寻求心理慰藉的色彩。
李二对杜晓霞家的情况是知道一些的。杜大舅杜廷海和贺宝群带着两儿一女，原先挤在厂里分配的、只有十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转身都困难。后来厂里政策松动，允许职工自己出钱，在子弟校下面的空地上由施工队统一盖一批简易平房，解决住房极度困难的家庭。杜家咬牙凑了钱，终于搬进了那栋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独立空间的平房。
“总算能伸直腿睡觉了！” 搬家时，杜大舅曾这样感慨。但经济也更紧了。为了贴补，贺宝群才在自由市场摆起了卖干辣椒、花椒、木耳的干货摊，杨军的母亲卖布料的摊子隔了半个街。
家庭空间的扩大，并未带来心灵的宁静。杜廷海和贺宝群的争吵是这个家的主旋律。贺宝群嗓门尖利，翻旧账是拿手好戏：“杜廷海！我嫁给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年轻时候要不是你霍霍我，我能跟你过这糟心日子？你看看人家……”
杜廷海则闷头不吭气，被逼急了就梗着脖子回击：“怪我？你好！你啥都好！刚愎自用，听不进人劝！家里什么事不是你说了算？搞成现在这样，怪哪个？”
这种无休止的相互指责，像毒气一样弥漫在狭小的家里。大女儿杜晓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她高考落榜，直接进了厂当工人，本想安稳度日，却发现自己下班后唯一的去处，依然是这个充满硝烟的家。
终于有一天，在父母又一次为鸡毛蒜皮吵得天翻地覆之后，杜晓霞把手中的毛巾狠狠摔在脸盆里，水花四溅。
“吵！吵！吵！你们除了互相怪，还会什么？” 她红着眼眶，声音颤抖，“我受够了！这个家，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贺宝群愣住了，随即哭骂：“你个没良心的，翅膀硬了要飞？”
“对！我就是要走！” 杜晓霞几乎是吼出来的，“我去广东！走得远远的！你们爱怎么吵怎么吵！
带着对家庭的极度失望和对温情的畸形渴望，杜晓霞到了广东。她急于抓住一点属于自己的、看似稳固的东西。很快，她认识了一个本地男子，家境在当地算不错，有自建楼房。这对从小挤在十平米小屋、看惯了父母为钱争吵的杜晓霞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她几乎没有过多考察对方的人品和习性，只觉得“他家条件好，将来是个依靠”。两人很快同居、结婚。起初，男方家也确实给了些彩礼，让她觉得面上有光，似乎终于摆脱了过去的窘迫。
然而，好景不长。杜晓霞渐渐发现，丈夫并无正经工作，游手好闲，而且迷上了赌博。起初是小赌，后来愈演愈烈。
“晓霞，手气不好，输了点，你拿点钱我先还上……” 丈夫开始低声下气地要钱。
“又输？那是家里买菜的钱！” 杜晓霞又惊又怒。
“最后一次，真是最后一次！赢了立马还你双倍！”
这样的对话重复上演。丈夫的赌债像雪球越滚越大，所谓的“家境不错”很快被掏空，甚至开始变卖家当。曾经的“助力”变成了最大的拖累和无底洞。讨债的人甚至会找到杜晓霞打工的地方。
她疲惫不堪，在电话里向母亲贺宝群哭诉：“妈，我当初就是图他家里好……谁知道他是个烂赌鬼！我现在不但没享到福，天天都在替他填窟窿，在还债！所有的风雨，都是他带来的！”
贺宝群在电话那头，也只能跟着抹眼泪，当初算命拜干妈求的“平安”，在残酷的现实和女儿自己仓促的选择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