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入驻朝阳集团的第二周，调查重心从账目审计转向了人员访谈。赵振邦将工作组成员分成数个小组，分别约谈集团员工、合作伙伴、乃至与林朝阳有过交集的各色人物。
第一小组由副组长刘明带队，负责走访朝阳集团的普通员工。他们选择了集团旗下的“四九城”老字号品牌门店，这里是林朝阳起家的地方，也是老员工最集中的区域。
“四九城”王府井总店的员工食堂里，刘明和两名组员与十几位工龄超过十年的老员工围坐一桌。起初，大家都很拘谨，面对工作组的询问，回答简洁而谨慎。
“林总平时来店里吗？”刘明试图用轻松的语气打开局面。
“来的，每月至少来一次，跟我们一块儿吃员工餐。”一位年近五十的老师傅开口了，他是店里的糕点大师傅，工牌上写着“王建国”，“林总最爱吃我做的豌豆黄，说比他小时候在胡同口吃的还地道。”
气氛稍微活跃了些，另一位中年女员工接话：“去年我女儿生病住院，手术费凑不齐，林总不知从哪儿听说了，直接让财务预支了我两年的工资，还说不够再跟他讲。”
“我儿子上大学，也是林总给写的推荐信。”保安队长老张憨厚地笑着，“要不是林总，那小子哪能上得了这么好的大学。”
刘明细心记录着，同时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他注意到，当提到林朝阳时，这些员工眼中自然流露出的尊敬与感激，绝非伪装。
“有人说林总做生意手段太强硬，你们怎么看？”刘明试探着问。
王建国当即板起脸：“这话我不爱听！商场如战场，不强硬等着被人吃掉吗？但林总从来明码标价，堂堂正正竞争，从不在背后耍阴招。”
“就是！”老张附和道，“去年有竞争对手派人来店里捣乱，林总知道后不但没报复，反而说‘生意各做各的，顾客心里有杆秤’。这样的人，能是坏人吗？”
访谈结束时，王建国拉着刘明的手，语气诚恳：“领导，我老王在四九城干了三十多年，见过形形色色的老板。林总是唯一一个真心尊重我们这些手艺人，把老字号当宝贝而不是赚钱工具的。你们可要明察啊！”
刘明点点头，心中却泛起波澜。这一上午听到的，与他接任务时了解的“问题企业家”形象，相去甚远。
第二小组的任务更为艰巨——探访与林朝阳有过合作的胡同邻居和老字号工匠。组长老陈带着两名年轻组员，穿梭在错综复杂的胡同中，按名单逐一拜访。
在一间狭小却整洁的四合院里，他们见到了年过七旬的景泰蓝工艺大师李老爷子。得知工作组来意后，老人激动得直拍桌子。
“朝阳那孩子，是我们这些老手艺人的恩人！”李老爷子声音洪亮，“没有他，景泰蓝工艺早就失传了！”
他指着屋内陈列的各式景泰蓝作品：“十年前，我没钱租工作室，也没人愿意学这门费时费力的手艺，准备关门大吉。是朝阳找上门，不但资助我开了工作室，还帮我招了六个徒弟，联系海外展览。”
老人眼中闪着泪光：“他说，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不能断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这样的企业家，你们上哪儿找去？”
接下来的拜访中，工作组听到了更多类似的故事——濒临倒闭的玉雕工作室因林朝阳的投资而起死回生；失传多年的宫廷刺绣技艺在他的支持下得以恢复；甚至连一些街头小吃摊主，都受过他的接济。
“那会儿我刚下岗，在胡同口摆摊卖豆汁，林总天天来喝，后来才知道他是故意来照顾我生意的。”一位豆汁店老板感慨道，“后来他借我钱开了这家店，现在我都能供儿子读研究生了。”
老陈默默记录着，内心的天平在悄然倾斜。
第三小组负责对接单位和政府部门，组长是经验丰富的处长老周。让他意外的是，审查期间，他们收到了多封为林朝阳证明的公函。
第一封来自“龙腾科技”——一家与朝阳集团有密切合作的军工企业。公函措辞严谨，但立场明确：“林朝阳同志及朝阳集团在国防科技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提供的复合材料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为我军装备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持。”
紧接着，各地政府部门的证明信也纷至沓来。西部某省发改委来函，详细列举了朝阳集团在当地投资建厂后，如何带动就业、促进税收增长；东北一老工业城市的政府则感谢林朝阳接手了濒临破产的国企，保住了三千多名职工的工作岗位。
最让老周动容的，是一封来自偏远山区县政府的信件。信中描述了林朝阳如何匿名捐建了十余所希望小学，并在当地发展特色产业，帮助数万农民脱贫致富。
“我们县去年刚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林总功不可没。”县长在信中写道，“这样的企业家，是国家之福，人民之幸。”
与此同时，在林家世交和老干部圈子里，一股为林朝阳说话的暗流也在涌动。
退休部级干部白景琦在家中接待了两位特殊客人——他们是工作组赵振邦私下派来了解情况的。
“朝阳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白景琦沏着茶，语气平和却自带分量，“他父亲是我的老战友，为人刚正不阿。朝阳继承了他父亲的品格，做事或许有些激进，但大节不亏。”
他缓缓将茶倒入杯中：“改革开放需要这样的闯将，既要遵守规则，又要敢于突破。如果因为一些莫须有的问题，就把一个优秀企业家一棒子打死，那才是国家真正的损失。”
类似的场景在不同场合上演。林朝阳父亲的老部下、母亲娘家在京城的亲戚、甚至是一些只有数面之缘但欣赏其才华的老领导，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林朝阳的支持。
然而，最震撼工作组的证词，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那是一个下着细雨的午后，工作组驻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朴素，神情紧张却目光坚定。
“我叫李小军，是林叔叔资助的学生。”年轻人站在赵振邦面前，双手微微发抖，但声音清晰，“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在骂林叔叔，说他为富不仁...这是污蔑！”
赵振邦示意他坐下慢慢说。
“我十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跟着奶奶捡破烂为生。”李小军眼中泛着泪光，“是林叔叔通过希望工程找到我，供我吃穿，供我读书。没有他，我现在还在捡破烂！”
他越说越激动：“去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林叔叔亲自来送我入学。他说，‘知识改变命运，你要珍惜’。这样的人，能是坏人吗？你们不能冤枉好人！”
赵振邦默默听着，没有打断。他注意到年轻人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已经磨破，但整个人干净整洁，眼神清澈而坚定。
送走李小军后，赵振邦独自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窗外的雨渐渐大了，敲打着玻璃，如同敲打在他的心上。
他打开工作组的调查汇总，一页页翻看。民众的口碑、单位的证明、家族的背书...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与最初设想截然不同的画像。
当晚的工作组内部会议上，赵振邦听取了各小组的汇报。
“员工访谈显示，林朝阳在集团内部威望极高，且对普通员工关怀备至。”刘明汇报道。
“老字号工匠和胡同邻居几乎众口一词，称他是传统文化的保护者和普通人的恩人。”老陈补充。
“各单位和地方政府发来的证明函件已达十七封，全部是对林朝阳的正面评价。”老周将一叠文件放在桌上。
会议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
赵振邦环视众人，缓缓开口：“各位，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这个案子？”
没有人回答，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了答案。
人证的重量，有时比任何物证都更加沉重。因为它承载的，是人心向背。